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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为东西方文明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了新的机遇，一方面，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300年来东西方文化失衡的状态，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可能加剧非西方文明的衰亡。”陈来近日在获得第四届“会林文化奖”时提醒人们警惕这个问题。
从“新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博士”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始终都在坚守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主张“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倡导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会林文化奖”颁奖词这样评价陈来：“当今最优秀的中国哲学史家、思想家之一，儒学研究领域的旗帜性人物……他守望历史、关注现实，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有着深切的关怀和担当意识，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陈来看来，全球化的讨论和现代化的讨论有些类似：比如，在中国近代化初期的启蒙运动中，是“西方VS东方”；在现代化理论中，是“传统VS现代”；在全球化论说中，则是以“全球化VS地方性”。
这里所说的地方性，不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部落的、小区域的地方，而是指非西方的大文明传统，如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阿拉伯文明等，陈来指出：“可以说，全球化已经显现出一种趋向——谁在经济政治上有力量，谁的文化就有可能覆盖其他文化。”
从哲学的角度讲，一个事物被全球化了，表明此事物具有可普遍化的特质。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的“西方化”，是把西方文化看成是普遍主义的，把东方文化看成特殊主义的。陈来指出：以这种观点，“只有西方文化及其价值才具有普遍性，才是可普遍化的，而东方只有特殊性，是不可普遍化的。这样的观点运用于全球化，就是以‘西方’去‘化’全球，从而实现‘全球化’。”
陈来并不赞成“西方化全球”的观点，相反，他从儒家的思想立场出发，针对现代化理论，强调古代的智慧仍然具有现代意义；针对全球主义，陈来强调东方的智慧同样具有普遍价值——更明确地说，陈来是在强调文化传统、特别是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和永久价值。
陈来具体这样阐述：人类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工业技术时代，其最直接的生活秩序都是地方性的，比如人类所要求的道德秩序，是由地方性文化来承担的，宗教信仰也是由地方文化来承担——从来没有、未来也不可能有一个全球宗教可以取代一切地方性宗教。
陈来说，一方面，多元化的道德体系和宗教系统是世界现实，另一方面，地方性和普遍性也不是绝对排斥的，地方文化也可以具有普遍性，也可以普遍化。
陈来以佛教和儒家文化为例，说明全球化与地方化并不是截然两分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陈来说：“佛教也好，儒教也好，在历史上都早已不是纯粹的地方文化，而是随着传播的可能性不断扩展，先在东亚取得世界性，并在近代向更大的世界性展开。这种传播的扩大本身就说明了东方的佛教和儒家具有可普遍化的性质。”
正因此，早在十多年前，陈来就提出必须尝试建立起“多元的普遍性”观念。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在其《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提出了“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这就是全球化的互补性双重进程。
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即我们常讲的“普遍真理与（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则是指对特殊性的价值和认同，越来越具有全球普遍性，只要各民族群体或本土群体开放地融入全球化过程，其族群文化或地方性价值同样可以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
按照罗伯森的互补性双重进程，这种普遍和特殊其实只有时间的差别。陈来说：“近代以来，西方较早地把自己实现为普遍的，东方则刚刚开始。但精神价值的内在普遍性，并不决定于外在实现的程度。”在陈来看来，东西方的精神文明和价值都具有“内在的普遍性”，而能否实现为外在的普遍性，则需要很多外在的历史条件。
陈来说：“在精神、价值层面，必须承认东西方各文明及其价值都具有普遍性，都是普遍主义，只是它们之间互有差别，在不同历史时代实现的程度不同。正义、自由、权利、理性、个性是普遍主义的价值；仁爱、平等、责任、同情、社群也是普遍主义的价值。”
陈来指出，今天，只有建立起全球化中的“多元的普遍性”观念，才能使全球所有文化形态都相对化、平等化，进而交流对话、互补互鉴。”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文化的变迁具有西方化的特征，那么在第二阶段，则可能是使西方回到西方，使西方文化回到与东方文化相同的相对化地位。
“从哲学上讲，以往的习惯认为普遍性是一元的，多元即意味着特殊性；其实多元并不必然皆为特殊，‘多元的普遍性’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应当成为全球化时代哲学思考的一个课题。”陈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