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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家每年过年前都要去一趟花市。
花市在郊区，挨着崂山。从花市外看冬天的北方，天高野旷，木石嶙嶙。可一进门就换了季节，人人都把厚重的羽绒服搭在臂上，在温热的大棚里走两步就要冒汗。
今年花市人格外多，人们像买菜一样围着杜鹃花、茶花、仙客来。过年要讨个喜庆，大红、桃红、粉红的花格外好卖。卖花的人甚至把橘子树栽在盆里，近两米高的树上缀满了黄澄澄的小橘子，如同圣诞树。枝细花大的蝴蝶兰一排排地立在船形的花盆里，花枝用火红的带子围着，在正面打了个蝴蝶结。
花的名字更是直白：金玉满堂、黄金万两、一帆风顺，也不知是谁给起的，仿佛来年的红火日子都藏在这花里了。
家里老人都爱看花、养花，尤其是我姥爷。在姥爷家，花的好看程度是以电视机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高高低低的花骨朵拥在电视机的两侧——那里通常是老人们视线聚焦的地方。阳台的角落也挤满了红的绿的，粗略一数，姥爷家的花超过30株。
姥爷把这些花当宝贝一样养着。花就像小孩子，不同的花有不同的养法，有的要一周浇两次，有的两周浇一次，还有的一个月浇一次就行。姥爷八十多岁了，有时会忘了在菜里放盐，却从来没忘了给花浇水。今年爸妈和我从花市搬了一盆君子兰回去，肥厚的叶子向两边弯着，淡橙色的花苞从中间冒出来，看样子快要开了。
“哎呀，怎么又买花！”姥姥头发雪白，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缝，指着那一堆一堆的花花绿绿，“你看看，家里都快放不下了！”姥爷向来话少，只是弯下腰端详：“嗯，这花长得一般，以后少买点。”然后低着头，把它慢慢挪动到距离电视最近的位置。
听说以前的花市没这么多花，也没这么多人。几盆花用塑料薄膜一盖，就是一个摊位。过年期间，比起买真花，人们更喜欢买礼花和鞭炮。火一点，往天上噼里啪啦一炸，热闹来得更实在。第二天清早出门拜年，踩着满地的红色碎纸，也像走在花海里。
几十年前，纯粹的“好看”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老家人都还在用脸盆洗热水澡，靠蒲扇撑过夏天，所有的“好看”也必须拥有它的实际功用。每户人家里为数不多的装饰恐怕就是墙上的月份牌，以及铺在新买的冰箱、沙发、电视机上防尘的白色镂空布料。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用处。
可姥姥那时还是会在路边采一把野花，插在喝空的牛奶瓶里。姥爷也会托人弄来几盆小小的杜鹃，放在土炕边的桌上，那也只是极偶尔的时候。每个个体如同他们所在的集体一样，反对“华而不实”，甚至反对“好看”本身。
姥爷姥姥都是老实人，从来没有张扬地“好看”过。姥姥年轻时个高腿长，觉得恋爱是件羞耻的事，会跟上门说媒的人生气。27岁时才由人说媒遇见了姥爷，在那会儿已经算是“大龄剩女”。
姥爷也是个实际的人，见过姥姥后没隔几天，就骑了辆“大金鹿”自行车来到姥姥家门口：“你看咱俩这事儿行不行？”其实姥爷姥姥都是“好看”的人，可那会儿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在意这一点。姥姥觉得这人“实在”，就同意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日子都过得清苦，连“实际”都顾不上了。姥爷在“文革”中被批斗，戴块牌子站在台上任人辱骂。闹饥荒时家里顿顿野菜，裹着面糊，熬成稀粥。在那个时代，花和果都不能要了。
我以前不明白姥爷姥姥为什么喜欢大红大绿的花草，觉得俗气，后来才懂了，那是苦日子过够了，想多看看喜庆的颜色。
老家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花市，花在以前是像玉石古玩一般的珍稀品。如今，花市高大的玻璃温室有上千平方米，满地的花像蔬菜水果一样寻常。人们仿佛已经把苦难甩在身后，可以大大方方地追求纯粹的美，什么都不为的美。挂灯笼只是因为喜庆，买花只是因为好看。
前些年，花市不叫花市了，改叫“花卉交易中心”。在这个时代，美也是可以被消费的。一位摊主把桃红色的杜鹃花一盆一盆摆出来，花叶簌簌抖动。“我们可不像你们把花看得那么娇贵，”他是个高大的北方男人，粗手粗脚，口气像是在教育人，“在我们眼里，这些只是商品。”杜鹃100块钱一盆，君子兰160块钱一盆。
家是一切商品的属性终结地。每年过年，除了我和爸妈要给老人们买花，姥爷也会亲手栽一盆水仙给我们送来。我至今不知道那水仙的花苗从哪里来，也从没问过，只把它当作一个不知来由的传统接受着。水仙花期有限，我们也把它摆在电视旁边，花一开就是满屋子香气。
过完年，爸妈跟我一起来了北京，看到我这里没花，非要出门买几盆，然后反复叮嘱，什么花要两周浇一次，什么花要每月浇一次。我有些佩服姥爷，可以把每种花的浇水时间记得那么清楚。
玄增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