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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末尾，老爸在微信朋友圈里默默分享了一篇文章，这已是年过五旬的他近年来少有的情绪表达。
老乡们纷纷转发的那篇文章叫《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源于山东省委书记节后的首场会议。会议上讲了很多问题，甚至用“尴尬”“破釜沉舟”之类的词，形容山东当下的经济形势。
父亲和我的祖父祖母，两代三口人，都在山东小县城一个历史追溯到1949年前的农用发动机厂工作。省委书记开诚布公地谈思想僵化、官本位严重、技术落后等问题，说的是全省大势，却也精确地戳中了这座老工厂的状态，裹挟着他一介小人物的命运。
家里长辈对厂子无疑有认同感。我的童年记忆被意气风发从事销售的父亲跑过的各大省份串联起来，有时和父亲从外地带回的客户吃饭，满席都是他们对这座大厂的赞美。在祖母的回忆里，这座厂子有干不完的活儿。工人们每天两班倒，忙起来没有人顾得上午饭。至于“战高温、夺高产”“九月会战”，更是激扬人心的集体回忆。
到我父母那代，这种荣耀感似乎“功利”了一些。据说上世纪90年代，工厂里最普通工人的年收入都能轻松破万。在“包分配”的最后年代，班级里的前几名才能进入工厂，成绩相对一般的会被分配到交警系统。
“人的命，天注定。”我妈如今如此评价。她不积极的态度来自于这座工厂目前的状态——工人们依旧拿着20年前的千元月薪，大部分每天只有半天班可上。工厂人数从巅峰时的5000削减到现在的2000多，其余都遭“社会分流”。老爸在厂里奋斗了30年，如今挂着“中层”的头衔，月工资也不过3000多元。
和长辈一番长谈后，我能为这座工厂的衰败找到很多理由，比如采取了错误的发展战略，始终主打中低端柴油机，错过了上线整车产品和中高端环保产品的好时机；再比如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流失，人们纷纷前往大城市谋生。
坦白讲，这场衰败里有着鸡毛蒜皮般的人为因素，也存在一些相对难以改变的力量。一如父亲所说的，厂里对工人所施行的“计件制”很难调动起人的积极性，销售人员更是“吃大锅饭”，业绩好坏收入基本一样。历史的倒影过长地留存在这个工厂，显然并不是一两个人的过错，而是一种集体的僵化。
再看看我的家乡，一座毫不起眼的县城，如今被列为贫困县，在周边市县里以“道路破烂”闻名，每平方米的房价却仍是一个熟练工人月收入的三倍五倍甚至更多。年轻人在这里的娱乐方式，除了逛超市、看电影，也就只有泡网吧——毕竟，我们甚至没有像样的商场和咖啡厅。我的母校，县城最好的高中，曾经在省里富有声望的“名校”，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培养出清华北大的学生。我的高中班主任春节时告诉我，县里经济不乐观，优秀的师资和生源都在被体面的地级市挖走。
在这样的形势下，纵使老工厂已然尽力开出富有诚意的工资，依旧难以留住技术人才。按照父亲的描述，年轻人会在厂里短暂地停留两三年，学成技术后就飞向远方。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个县城只能作为跳板。
“2012年，市面上还有75%的农用机械在用柴油机，两年过去，只有不到25%了。”按照父亲的想法，没有了体制和技术的优势，衰退早晚会来，但他并没想到改变会来得如此之快。如今，环保的压力终于切切实实地压在了这座年迈的工厂身上，诸多配套厂环评不过关，遭遇限制生产；又因为产品太过低端，实在没有利润去引进新的环保设备——最终，工厂开始陷入已有订单都难以完成的境地。
摒除感情来讲，低端产能被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两只手合力扼死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令我深思的是，在这小城乃至其他不起眼却广阔的地方，恐怕有不少工厂、不少人面临产业迭代的夹心境地。
就像我家楼下70后的两口子，丈夫在我父亲的工厂上班，月入千余元，妻子所在的化肥厂，据说前几年已经倒闭。他们如今有上小学的孩子，家里背着车贷和房贷，很大程度上靠父母接济。再比如我妈的一些朋友，尽管已经熬到退休，可因为企业效益太差，只能发下千元的退休金，不得不再出去谋一份职业。
我并不会因此过分悲观。将落后的产业淘汰是必然的趋势，身处其中的人遭遇裹挟也只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我也不会自大地得出什么“中年哀伤”“县城凋敝”之类的结论，看看楼下的两口子，一个开始兼职算命，另外一个做起了微商和美容生意。最普通的小人物总会尽力活下去，他们或许不需要怜悯。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改革提上重要日程后，我也并不知道这个伴随我长大，如今已成为落后产能的老工厂，是会凤凰涅槃，还是永远沉寂下去。普通人的命运难免随着大势流动，但能看清潮流方向的，终归是极少数人。在这一年又一年的爆竹声中，我目前唯一能清晰感受到的，是时代变迁带来的物是人非，以及历史长河中夹杂的不确定和无力感。
程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