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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想过我与外公的碰面会是这般模样。他的身子陷进皮质沙发里，双眼紧闭，一言不发，脚边的天然气烤火炉发出嗡嗡的声响。
他生活的半径已经无法越过20多平方米的客厅了。“糖尿病足”剥夺了他行走的能力，这个退休老校长日复一日被人搀扶着架到火炉边的沙发，合上眼皮，沉默地等待下一个维系生活的指令——喂药、吃饭或是上床睡觉。
外公不是一开始就这般的。他是抚养了我17年的人，是高中每个深夜定会等我晚自习归来、给我煮上一碗抄手的人，是逢年过节会掐着点为我准备油炸酥肉的人。只是，迈过80岁的门槛后，疾病轻而易举地捕获了他，他一点点被抽干了精气神，变成了一个麻木的、失去情感的、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
春节的时候，难得团聚的家人围在火炉边商量着回乡祭祖的事儿，一旁的外公依旧沉默。突然，他被舅舅问到是否愿意一起回乡，我很意外，外公点了头。
外公的家乡藏在四川剑阁县的深山里。听外婆讲，当年，作为地主家的儿子，外公16岁就离家了，带着书僮、干粮和一箩筐的书翻山越岭走了三四天，才来到镇上，转车去学校报了名、上了学。
那片深山掩映着的农田一点点近了，我内心期盼着能在外公的脸上多找到一些鲜活的痕迹，比如像孩子一样，把童年的记忆都走一圈，又或是能在坟头和逝去的长辈说说话。可最后，外公被人背到了半山腰就不肯走了，他在自己三弟家的火盆前坐着，小口小口地吸溜着酸菜面，连上坟的环节也缺席了。
我不停劝外公继续上山。一旁的外婆拉住我，摇了摇头。
她知道家乡对外公意味着什么。
16岁离家听起来像是意气风发少年故事，但实际上，外公家的家产被尽数没收、外公的爷爷跳了农村的池塘。自尽前，老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让外公“搞快走”。
那时起，外公就没有了家。
日子开始变得捉襟见肘。书僮走了，外公无家可归也无钱可回，馒头和花卷是翻山越岭回家必备的干粮，他从不敢把食物浪费在思念这般奢侈的事儿上。
家就那么一点点远了。毕业后，外公又无数次服从组织安排东奔西走、半生漂泊。外公年轻时差不多在近10所学校先后任职，交通基本靠走。听外婆说，外公很少在家里置办物件，行李少到一个蛇皮袋就能搁下。
舅舅出生后，他又一次外调落实工作。临走前，他把工资留下，一个人悄悄地又出发了，告别也没有一声。
从那个时候开始，外公脸上的情绪就越来越少，半生的漂泊苦难，时间涤荡了他本该拥有的快乐和喜悦，也清扫了外公为数不多的乡愁。
但他还是想要回家。听外婆说，外公时不时提起自己的爷爷，老人在外公幼年教他识字数数，一老一小还常常围坐在大桌前分享美食。战争动荡的年代，他给了儿时的外公一个港湾，也给了外公挣脱命运束缚的底牌。
可这些他和家乡那些若隐若现的回忆，后来彻底断掉了。用来开垦农田的锄头和榔头把外公家的祖坟砸成了一堆乱石，一块儿又一块儿，碎到拼不起来，碎到石头缝隙密密麻麻地长出野草。
那个时候的外公无暇得知这一切，他日日被批斗，每天有干不完的活。
没人知道他那时的心情，他像是彻底封存了这些过去，每每我们想要提及，这个老人只会用沉默回应。
他一点儿也不像我在新闻里认识的那些空巢老人，每天眼巴巴地盼着孩子回来，渴望絮絮叨叨地讲述父辈的故事。他很少开口，也从不忆苦思甜，自己的故事不肯透露半分，他看起来格格不入，对我们熟视无睹，对自己也漠不关心。
外公在晚年患上了抑郁症。我不知道他曾有多少个苦水往回涌的夜晚，也许他从未和这些过去握手言和，也许那些生活里的分离、漂泊和苦难他从未真正扛过，也许时间不是良药，根本没有治愈那些伤口，它们至今没有结痂，稍稍一碰就会血流不止。
外公终于被时间打败了。
去年年底，他一度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出院后，他采取了保守治疗，生命就像挂历，撕去一页，又少了一天。
回北京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每天喂他吃药，帮外公换衣服和盖被子，却始终没能撬开他的嘴。到后来，我放弃了开口追问，每日与外公隔着火炉相对，都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鸿沟。我终究无法对他的生命体验感同身受，那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漂泊、错过和艰难，不是我所能触碰、共情的。
只是多少还有些不甘心。
那个在生活的洪流里挣扎到遍体鳞伤的老人，其实也有过短暂休憩的片刻。在外婆的口中，他曾是我的“老书僮”，退休校长天天帮调皮的孙子背书包，学校大院的人都那么戏谑他，外公只笑笑不说话。
他曾是外婆眼里“最温柔的男人”，一回家就乖乖地进了洗手间，边唱歌边给孩子洗尿布。他也曾是我妈妈儿时最亲密的玩伴，让女儿坐在脖子上，在狭小的客厅里走圈圈，我的几个舅舅眼巴巴地望着，谁也没这个福利。他还是我表姨“一辈子都感恩的人”，农村的表姨到了岁数，要被父母拖去嫁人，外公发话了，“都不准逼她，要她自己找一个喜欢的”。
或许，这都是生活伤口上被轻轻敷上的纱布。只不过，在跨越84年的生命长河里、在不断渗血的伤口面前，它们显得有些轻微也有些聊胜于无了。
离家那天，我和他告别，他沉默地挥了挥手，还是什么话也没说。
后来，妈妈打来电话说，我走后，陷在沙发里的外公努力坐直了身子，把女儿叫去交代，让外孙要“小心”，不要搞小团体。
电话这头的我噗嗤一声笑了，那是过年时，一家人围在火炉边，我“摆”的龙门阵，我和几个相熟要好的同事成立了一个小微信群，聊工作谈业务顺道插科打诨。我笑嘻嘻地说，家人也听得乐呵。我没想到，火炉角落的外公把这一切也听进了耳朵。
我们的血脉似乎在那一刻相连。外公老了、无法行走了、情感也淡漠了，却依然在默默地咀嚼自己跨越大半个世纪的生活体验，舔舐那些被封存的伤口，只为了告诫和保护唯一的外孙。
笑着笑着，我就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袁贻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