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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科技公司最近都不太好过。
全球用户数最多的脸书（Facebook）刚刚曝出有超过5000万用户数据被泄露，大洋这边的各类软件也被用户投诉利用大数据“杀熟”。
“中国人对隐私不那么敏感。”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这样总结中国互联网公司实现“弯道超车”的原因，“他们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服务或效率”。
我有越来越多的网络账号：网购、外卖、打车、直播……它们每一个都迫切地想要知道我的手机号、职业和兴趣爱好，声称能为我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它们甚至偷偷读取了我的通话记录和手机相册。
我只不过是想看看新闻，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不想因为白天找了几张杏花的图片，晚上就在网购软件上收到平台无穷无尽的鲜花速递推荐。
我的个人信息，加上我在互联网发布的每一条消息、进行的每一次搜索，都被收集到一起，再交给计算机计算。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有一个由“0”和“1”构成的我，陈述着我的喜好、我的需求、我喜欢的服装品牌。
其实我并不介意商家知道这些。感谢他们推荐，我找到了不少好馆子。后来，我也不用担心外卖因为一时疏忽被送到了默认地址——它已经摸清了我的行动规律。读书的时候，外卖小哥好几次周末在实验室楼下给我打电话，而我正在宿舍脱不开身。
看到朋友圈精准营销的广告，我甚至会乐呵呵地点个赞：我爱吃的肯德基嫩牛五方又上线了；给爸妈买个洗碗机正合适……
但我还是太乐观，商家为了赚钱总是没有底线。黑市上，我的信息被反复售卖，我的手机被无休止的理财、代开发票和尾单货短信轰炸。最近他们盯上的，是我们的性格。通过对不同性格类型的人施加不同的影响，他们企图影响政治，例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
上周我采访了一位社会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网络计算。简单说，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按照他的描述，最近两年火起来的对人格的计算和分析，学界对它的研究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它的实现离不开大数据的发展。
大数据最早的利用是在商业上，商家根据你的购物记录推荐商品。早在19世纪上半叶，人们就已经在生活中进行着实验：超市里，啤酒和尿不湿总被放在一起，尽管店员无法理解这背后的逻辑。
所有人都希望找到答案，但他们对这些联系产生的原因并不感冒。一小撮不甘心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站出来了，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买尿不湿的人往往也买了啤酒。
过去，他们的研究很难开展，找到愿意认真填写问卷的研究对象并不容易，研究的样本数破千已经相当不错。而现在，人们在不同地方留下的信息越来越多，他们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轻松地调取资料。
结合当代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他们可以从数以万计的选项中找到最可能对的答案，找到浩如烟海的信息背后的关联。
这次脸书数据泄露背后的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就是通过用户点击的“喜欢”（like）完成对用户性格的描摹。他们采用的人格模型则是心理学界非常成熟的“大五人格理论”（Five-Factor Model），通过一套60题左右的测试，研究者就能大致摸清受测者的人格特质。
抓取的资料越多，计算机就能越精准地勾勒出一个人的特点，推测他想看到的东西、他会做的事情、面对一则消息可能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比本人还要了解自己。
在剑桥分析的帮助下，特朗普的团队定向投放政治广告，让选民看到自己最关心的内容，或是竞争对手的负面信息。
面对社交平台上数不清的测试小程序，我不禁直冒冷汗。在我试图和室友比赛谁更完美主义的时候，在我试图找到“谁最了解我”的时候，好几个比我更了解自己的“我”已经在不同的服务器上被创造出来。
没有人能说清，剑桥分析给特朗普带来了多少选票，但在2016年的那场大选后，前去寻求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坐了很多年“冷板凳”后，我采访的那位社会学教授也一下子忙了起来，不少国内的商人、研究院都想和他合作。毕竟这是一笔能赚钱的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