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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晓侠说自己最大的爱好是“管闲事”，一辈子都改不了。
村里谁家的儿媳妇不孝顺，她就到别人家里帮忙评理。春天杨絮太多，她就把政府告上法庭，起诉他们规划有问题。她甚至在网上发帖举报自己的丈夫，因为身为村干部的丈夫动手打了村民。
各种各样的“闲事”带着她撞了各种各样的“南墙”。从村委会，到市政府，直到省检察院，她都去“闹腾”过。最近获得平反的“安徽五青年杀人案”“涡阳五周杀人案”中，人们也发现了她的影子。
她曾被当地媒体报道为“致富能手”“无衔村官”，频繁在电视上露脸。
现在，她是安徽省太和县“桥南驾校”的接待员，负责学员报名、考试。
她的办公室在县城的城乡接合部，周边是低矮的楼房和各种汽配厂。办公室门外是一条繁忙的国道，从早到晚不断有货车呼啸驶过。
办公室墙上贴着各类驾照的报名价目，还有几张驾校的宣传广告。广告中间夹着一面锦旗，挂在正对门口的墙上。上面印着“巾帼英雄，为民请命”的金字，落款是“安徽五青年冤案”的5名被告。7天前，“涡阳五周杀人案”在安徽省高院宣判无罪时，其中一位被告人对媒体说：“如果不是大姐（陶晓侠），我们怎么会有今天。”
1996年，涡阳的5名周姓男子被指控杀害一名同村女子。因为证据不足，审判委员会曾作出无罪判决的决定。受害人父亲到法院以服毒自杀相威胁，要求判被告死刑。结果一审宣判，5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15年有期徒刑。
从2001年开始，陶晓侠就不断把这两起冤案的材料带到阜阳、合肥，甚至北京。那时她是阜阳市的人大代表，比别人更方便向各级部门反映问题。她寄材料留下的快递单子加起来有“一米多高”，“上访”攒下的机票火车票“足足装了一个旅行包”。
在驾校报名处那张已经掉漆翻皮的办公桌下面，她随手抽出一个档案袋，里面就装着各种冤案的材料。
等待冤案平反的漫长过程中，有时候被告人家属都泄气，告诉她“胳膊拧不过大腿”，但她也非要申诉下去。
“有人说我皇上不急，太监急。”陶晓侠笑笑说，“我就是那个太监。”
“五周杀人案”平反的第二天，“五青年冤案”的两个被告人来找她，商量追责的事。
那天太和下着雨，天气阴冷，陶晓侠还是把上衣袖口卷到臂弯。整个下午，她的手机响个不停，每通电话只要超过半分钟，她就会提高嗓门，变得急躁起来。她声音有些沙哑，音量却很大。
“大姐人如其名，是真正的女侠。”张发达坐在办公室的破沙发上，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他不知道，陶晓侠原本并不叫这个名字。
“文革”时，她还叫陶韵美，在村里上小学。那时她十几岁，比别的小孩都大，总在学校打抱不平。有一次校长让爱打架的学生在操场上罚站，结果只有陶晓侠一个女生。
校长数落她，说没有哪个女生像她这样，不如叫“陶大侠”。没过多久，她真的把“侠”改进了自己的名字。
她的名声不单在学校流传。15岁时，大队买回一辆手扶拖拉机，男人们都不敢开这台新机器，陶晓侠一屁股坐上去，成了生产队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邻村人来闹事，她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路打回去”，直到对方赔礼道歉。
她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在使劲长”，没人能管得了她。
她在兄弟姐妹里排行老大，为了养家，16岁就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去外地贩黄花菜。那时她骑自行车到200公里外的宿州，把买回来的黄花菜捆在被子里，带回家卖。在住旅社一晚只要0.8元的上世纪70年代，她每趟能赚100多元，很快成为家里的“大当家”。
后来她拉过板车，开过裁缝店，回收过啤酒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她在颍河上开了县城的第一家码头，整船的煤炭从上游运回来，充实了她的腰包。
1990年，她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栋二层小楼，“1600多平方米，全部按人民大会堂的样子装修”。因为爱唱歌，她跑去上海买回一套卡拉OK，县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被吸引过来，她那1万多元的高档音响几乎每天都能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那几年睡觉都能笑醒。”陶晓侠的丈夫张合回忆当时的生活，那时他和妻子都不到40岁，但事业上已经达到自己从没想象过的成功。
那段时间，陶晓侠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爱好：自掏腰包给村民装变压器，给没人管的老人盖房。村民也喜欢找她调解矛盾，有困难就找她帮忙。
她的荣誉也越来越多，“科技致富带头人”“阜阳好人”“乡村女侠”接连出现在她名字前。
“人大代表”的身份也随之而来，那时陶晓侠只是把它当成众多“没用的称号”中的一个。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会成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最开始，陶晓侠甚至不知道自己如何当选上的阜阳市人大代表，也不知道人大代表要干什么。第一次开会时，她领了一本《代表履职手册》。她记得自己看到“一府两院受同级人大监督”，“人大是各级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时，整个人愣了半天。
“乖乖，人大代表原来这么厉害。”陶晓侠回忆，那时她与许多人一样，从来没有怀疑过“政府就是天。”
这让她在“爱管闲事”的路上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找她评理的人越来越多，“闲事”也从过去的家长里短逐渐延伸到“找政府茬儿”和“帮人伸冤”。
后来她受人所托，去调查一起当年在太和轰动一时的故意伤人案件。她自己找到证人，录取口供，逐渐发现案情有不少解释不通的地方。
调查正在往下深入时，她的丈夫却忽然被公安机关带走，理由是涉嫌参与了她正在调查的案件。
“张合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案子里的人都没见过，咋就成了涉案人员？”提起这件事，陶晓侠咬着牙，张口就骂。
曾经在陶晓侠家里高歌的领导们忽然一下子远离了她，那段时间，“活动能力很强”的陶晓侠发现，没有哪个曾经的领导朋友愿意听她把话讲完。
两个月后，她收到丈夫从看守所传出的一封信。张合在这封在写在笔录纸上的信里告诉妻子，自己在里面“度日如年，承受一切痛苦”，他告诉妻子“不要再告别人状，否则会毁掉你我、孩子和家庭”。
“如果你听话，我就会有好消息。”张合在信的结尾写道。
陶晓侠说那段时间她能感受到丈夫在看守所里承受的痛苦，“有时我半夜醒来，浑身出冷汗，有时身上会突然像爬满了蚂蚁。”越是这样，她越不想妥协，她相信那封信不是出自丈夫自愿。
她想让丈夫早日走出看守所，但不是通过“向强权低头”的方式，而是要澄清一切，还丈夫清白。
这个只认“道理”和“正义”的女人买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坚持“法律的事就通过法律解决”。
因为只有初中毕业，两部法律里有不少不认识的字，她就买回一本《新华字典》。后来，这两本法律书都被她翻到散页，里面的法条她可以张口就来。
她到阜阳给丈夫请律师，在那里听说了“五青年杀人案”和“五周杀人案”，发现他们“比自己更冤”。
“大夏天她戴着一个斗笠，上面还挂了层面纱，搞得像个大侠。”律师余鸿飞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陶晓侠时的样子，“她说警察正在抓她，不能让人认出自己。”
那段时间，余鸿飞经常接到陶晓侠的电话，被对方问一些“业余”或者专业的法律问题。
见过律师后，陶晓侠说控制不住自己，又把精力放在了两起“比自己更冤”的案子上。她开始在全国到处跑，找人大代表联名签字，为正在服刑的被告人伸冤。
“她整天不进家，到处跑着告状。”张合抽着烟，语气缓慢。自己在看守所的那年，家里的养殖场没人管，等他出来后，“几千头猪已经死光”。
刚刚在北京体育大学读完大一的儿子选择了退学。陶晓侠跑去北京，任凭怎么劝，儿子都不愿意再上下去。
“爸爸坐牢，妈妈不停在外面跑，这个家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能再花家里的钱，还是早点出来做事帮衬点家里。”儿子在一封信里写道。这封信并没有寄出，直到多年以后陶晓侠在收拾房间时，在女儿的枕头下面发现了它。
现在，这个本应有更好出路的儿子，成了一个挖掘机司机。性格也越来越像爸爸，变得沉默寡言。
提起儿子，她就会忍不住哽咽，说自己对不起儿子。哭过之后，她又会说：“啥事都改变不了我，我就是不能看到不公平的事。”
经过无数次没有结果的等待后，陶晓侠终于见到了安徽省人大的领导。她向对方“哭着讲了一个半小时”，提出“要想公正，案子必须异地审理”。她的建议被采纳，最终检察院以“情节较轻”为由，对张合作了不起诉决定。
张合走出看守所时，已经在里面蹲了1年多，从180多斤瘦到120斤。“出来后人都是傻的。”
这个沉默的男人从来不抱怨自己的妻子，只有喝醉酒时，才会说出“要不是你乱告状，我怎么会受那么多罪”的话。
陶晓侠也想弥补丈夫，给他买名牌衣服，做他喜欢的菜。但她从没想过停下“乱告状”，她甚至听不下哪怕一句别人劝她的话，“半句都能让我的头爆炸”。
“就算是好意的，我也不想听，我听了也反感，再说一句我就会冲他。”她加重语气，激动地闭上眼，使劲往一侧点着头说。
她把自己整理的冤案材料带到阜阳市两会上，写好联名信让代表签名，可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她。
“哎哟这个事咱不好管，你还真觉得咱们能监督法院啊。”陶晓侠记得有些代表这样回复她。
“有些人当人大代表就是开会、举手、吃饭、休息，然后回去后显摆自己住多好的酒店，吃多好的菜。”陶晓侠嘲笑身边的这些人大代表像“大熊猫”，“不履职，还看不惯别人履职。”
她记得有次在阜阳市两会的小组讨论上，她提前坐到市检察长的对面。检察长对小组作了工作报告，提到当年“批捕7000多人，最终判决1000多人”。
轮到陶晓侠发言时，她质问检察长竟然敢拿着这样的数据当成绩，然后列举“刑事诉讼法”里关于批捕的条件，怒斥对方这样的数据就是在枉法。
“有多少家庭因为你们随意批捕受到伤害？你们是什么检察院！”陶晓侠说她越说越控制不住自己，记得自己最后激动到站起身，握紧拳头，浑身都在颤抖。
随后，她拿出冤案材料，对着检察长一句句念完。会场内的70多位代表鸦雀无声，检察长全程低着头，没有一句回应。
会后，她得到了一个外号：陶疯子。县委书记找到她，让她“下次别再这样，检察长明年都不好意思来咱们团了”。
她没有理会县委书记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她带着人大代表证，跑到公安局大骂他们办案不符合程序。全国两会时，她带着冤案家属到北京找全国人大代表喊冤。
因为“五青年杀人案”材料被收走，她曾在北京的网吧里待过一整天，“中午饭都没吃”，把申诉书重新写出来。几经辗转，材料最终被塞到当时安徽省检察长的门缝下，后来检察长打电话给陶晓侠询问案情，向她保证一定会“重视此案”。
也有人私下劝她，好好当人大代表，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人大代表就是要监督，就是因为公检法缺少监督，才会有那么多冤案。”她说自己认准这个道理。“我要是像别人那样老老实实，人大代表也能一直当下去，也有人当了一辈子，但那有什么意思。”
在人大履职的那5年里，她养成了每天只睡4个小时的习惯。养殖场垮掉后，她买来几辆卡车，做起了运输生意。白天她打理车队的事情，管管“闲事”，晚上回家后就开始研究冤案材料。
“整个卧室，桌子上、床头上堆得全是档案袋。”张合语气平淡，他被关在看守所时，刚好隔壁牢房里就有“五青年杀人案”的被告人之一张虎。他说自己很清楚他们在里面受过的罪，也知道蒙受冤屈的感受。老婆为人喊冤，自己“多少也是支持的”。
2006年，人大代表任期结束，陶晓侠没有连任。她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驾校，她由此登上了事业上的另一个巅峰，在县城只有几辆桑塔纳的时候，她买回一辆本田雅阁，整个人“红得发紫”。
后来合伙人的妻子找到她，告诉她自己“被离婚”，丈夫背着妻子已经再结婚，还有别的家庭。搞清情况后，陶晓侠马上与合伙人决裂，然后帮妻子告状，“主持正义”。
之后，她开了一家“陪驾学校”，在驾考的灰色地带继续她的生意，但被之前的合伙人举报无证经营，最后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了她两年徒刑，进了监狱。逮捕她的那天，雅阁的后备箱和后座上，塞满了各种冤案的申诉材料。
刚刚走上正轨的家庭再次崩塌。丈夫开始酗酒，正在南京审计学院上学的女儿一气之下，像哥哥一样退了学。
这些让她变得更加疯狂，即使在监狱里，她还整天帮别人写申诉材料。出狱后，她比之前更不着家，到处找领导反映情况，成了一个为别人上访的“上访户”。
家人对她彻底失去了信心，丈夫相信了这就是她的“本性”，不可能扭回来。
“都是这个人大代表害的。”丈夫吐出一口烟，补充一句。
“我这辈子，天不亏我，每次栽倒，都能再爬起来，但是人亏我。”陶晓侠说。
后来，她主动提出离婚，她怕自己哪天再连累这个男人，“再进去他就毁了”。
儿子也放弃了再劝她收手。他说自己有时也会怨恨妈妈“胡搞”，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上完学，而是怨她“把家都搞得不成样子”。
提到未来，父子二人淡淡一笑。他们甚至对未来不抱希望，坚信她会一直这样“胡搞”下去。沉默片刻后，两个男人别开脸，眼睛湿润。
现在，陶晓侠和孙子一起住在办公室楼上，一间5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那辆依然带着她前行的雅阁，已经显得过时。
她对未来的生活也谈不上什么渴望，但她说自己仍然想当人大代表。她记得自己当选人大代表的那天，村上请了唢呐队，村民们用拖拉机给她拉来了一块大匾，绕着县城转了一圈。家里院子里站满了很多不认识的前来道贺的人，烟花放到了半夜。有人说，陶晓侠当上人大代表，村民们比村里人当上县委书记都高兴，因为她是个好人。
陶晓侠经常想起这一幕，那是她一生最高光的时刻。
(实习生 蒋玮琦对此文亦有贡献)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