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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读了一年博士，金雯决定从就读的国内知名高校退学。
开学不久，导师就交给她一个课题，要求她从头开始研究某种微生物的作用机制。在整个实验室中，没有人在这个方向做过任何先期研究。导师期望金雯能发一篇影响因子为10的论文。“就连导师自己发过的论文，都远没达到这个水平。”
给了课题，导师却不再指导研究方向，金雯成为唯一的探索者。实验进行了几个月，没做出导师期望的结果，她得到的批评越来越严厉，压力越来越大。
她知道，就在这所名家辈出的大学里，许多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心理咨询室痛诉他们承受的种种压力。金雯不想像他们一样，所以选择离开。
近日，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发布了一篇面向全球26个国家、2200余名研究生的调查报告，受访者中九成为博士生，理工科和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生比例大致为1:1。这份题为《研究生教育中的心理健康危机》的报告表明，研究生群体的焦虑和抑郁倾向均为普通大众的6倍，有中度到重度抑郁或焦虑的受访者分别约占总人数的40%。
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美国肯塔基大学毒理学和癌症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内森·L·范德福德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研究团队曾对比过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区域的受访者填写的问卷，都没有发现系统性差异。
“说明这（研究生的焦虑、抑郁倾向）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那股兴奋劲儿持续不了多久”
3月26日，《自然》杂志官方推特转发了这篇调查报告。推文发布后，世界各地的研究生占领了评论区。
有网友说：“实验室来了兴高采烈、干劲十足的新同学，我们都默默看着不说话，那股兴奋劲儿持续不了多久。”
博士研究生莎拉·纳森回复：“总有人告诉你，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周工作6到7天还是不够好。你还得为自己的每一个决定自我辩护，而且你从来不被信任，你作的决定从来不被认为是正确的。”
关于“压力”，《自然》杂志的这条推文，还“炸”出一些早已成名成家的教授。
在这篇报告之前，201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调查表明，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中，43%～46%的人患有抑郁症；2015年亚利桑那大学发布报告称，大部分博士生报告有“超出一般的”或者“巨大的”压力，受访者认为学校和教育相关的事务是压力的最主要来源。在中国，尤其是近年来，研究生因种种压力自杀的新闻屡见报端。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护理系教授亚历山大·克拉克表示，研究生一般每周工作80~90小时，如果还有另一份工作，时间会更久。
在美国纽约州求学的法国人比翁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的同学有不少人为了读博士，在做实验、上课之余，还要打两份甚至三份工挣钱。
比翁回忆，自己读博时压力很大，很少会跟朋友出去玩。他生活的区域房租昂贵，学校发的工资勉强够付房租，“根本不能有什么爱好，爱好是要花钱的，出去放松、释放压力，都要花钱”。
女性面临的状况更糟。
根据那份新出炉的报告，跨性别群体和性别不适者（gender-nonconforming）面临更大的抑郁和焦虑风险，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罹患心理疾病。
金雯记得一位师姐曾因怀孕引起导师不满。克拉克说，已婚的女性除了完成研究任务，还要照顾家人，她们只能工作更长时间、睡得更少。
当德克萨斯大学的同行特蕾莎·M·埃文斯提议做这项研究生心理健康调查时，范德福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想起自己读博经历中高度的紧张感、不确定感还有经济压力。他在读博期间结了婚，妻子是没有收入的在校学生，他一年两万多美元的博士生工资捉襟见肘。
多年过去了，范德福德觉得当下的研究生比他那时艰难：发论文压力更大，就业市场情况不容乐观，教职越来越难找。
导师也会失败
在聚集不少硕博士生的小木虫论坛上，有人困惑地发帖：“高校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楼主”表示，自己已经失去学习知识的激情，与导师之间人情味也很淡薄，多了许多利益的色彩。
在前述研究中，经历过焦虑或抑郁的研究生，有50%的人不认为他们的导师提供了真正的指导；超过50%的人不认为导师有助于自己的职业发展。在《自然》杂志去年的一项针对5700多名博士生的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对导师很满意，但也有将近1/4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换个导师。
研究者认为，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密切的、支持性的、积极的关系，与减少焦虑和抑郁显著相关。
在金雯短暂的读博经历中，导师急着出成果，几乎天天催问进度。但要研究出一种微生物的作用机理，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研究基础的课题而言，并不那么容易。
拿不出导师期望的结果，金雯参加组会时被当作反面教材屡次受到批评，不开组会时，也经常挨导师训斥。她考虑，再忍受3年乃至更久的委屈是否值得，更重要的是，到时候，被导师寄予厚望的课题也许依然一无所获。
克拉克在艾尔伯塔大学任教15年以来，曾参加过不少面向学生的工作坊，他试图在科研知识之外再教给学生一些“街头智慧”——更加切合实际、能够付诸实践的建议。工作坊的主题形形色色：如何写论文、怎么申请研究基金、如何管理时间、怎样应对情绪问题……
前述报告的研究者认为：“研究生的培养囊括了许多获得成功非常重要的技能，但常常会忽略心理健康因素。”
“学生的论文被拒、没有拿到心仪学校的教职，等等，这些都会带来情绪上的挫折，都需要关注。”克拉克说，“（读研期间）除了丰富你的简历之外，更要丰富自己的人生、让心智得到成长。”
克拉克曾在读博时经历过一次艰难的考试，这个以“乐观主义者”自居的人一度怀疑自己的能力，足足花了10年才重拾对科研的信心。
他希望能在学生身上培养出“成长型”的心智：“例如当你有一次考试得了低分，你不会认为自己就是个失败者，而是会继续努力前进。”
他不避讳在学生面前展现自己的失败。“我的论文也会被拒，我不在学生面前假装完美。”他认为，当学生看到导师经历失败和挫折，就会觉得失败很平常， “（在研究生阶段）因为你研究的内容更难了，所以遇到更多的失败也很正常。”
范德福德等研究者呼吁改变学术界的“文化”：“学术界的许多人曾大胆说出自己的心理疾病以及他们在学术界面对的污名。担心得不到终身教职、害怕同事评头论足，仅仅是患有心理疾病的学术界人士所承受压力的一小部分。”
留下很好，离开也没关系
在小木虫论坛里，“吐槽”读研经历的“硕博家园”与考研考博交流板块挨在一起。考生为能不能如愿考上而担忧，并表达着对上榜者的羡慕。
这两类帖子下面，总有人引用小说《围城》中的经典语句来劝慰“楼主”：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根据《自然》杂志2017年的调查，在那些因焦虑或抑郁寻求帮助的博士生当中，将近一半的人表示对自己的博士项目满意或非常满意。在全体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对自己的博士项目满意或非常满意，这些数据与往年的调查结果高度一致。
尽管读博期间压力很大，范德福德表示自己从未想过放弃。他会鼓励那些想放弃的学生坚持下去。“博士学位很有价值，它意味着你更能胜任雇主的工作。”
在《自然》杂志编辑部看来，情况没那么简单。
最近的那条推文在短短两三天内就得到上千次转发和上百条回复，《自然》杂志于3月29日发布社论，语气严肃地表示：“是时候谈谈为何这么多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都这么糟糕。”
文章将矛头直指学术界的风气：“科学界的文化出了问题，这让年轻一代研究者肩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社论中提到的“问题”包括：工作时间长、官僚习气、就业市场形势严峻、研究生缺乏适当的职业指导……
“改变这种文化要花一段时间，不幸的是，要让这个共同体中的一些人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也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文章说，“但改变势在必行。”
社论认为，切入点是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有太多的资深科学家把拿到博士学位、却不在学术界工作视为失败。”但现实是，学术界确实没有足够的职位提供给毕业生。
这份期刊已经不是第一次表示：研究生不应局限在学术界找工作，学术界外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在肯塔基大学，范德福德的调研引起了管理者和教师的重视。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当天，他还要去参加校方举行的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研讨会——自那篇论文发表后，这类研讨邀约几乎没断过。
对于中途“退场”的人来说，生活还在继续。
法国留学生比翁的导师没能申请到下一阶段的科研经费，他没法继续课题研究，还要帮导师处理与研究工作不相关的琐事。开学一年半之后，比翁选择退学。
读博时，比翁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离开实验室、在家里做全职奶爸，他也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照顾3岁的女儿同样给他带来很多快乐。现在他在考虑找一份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在喜欢的领域中继续探索。
向导师申请退学时，金雯挨了最后一顿批评。办完退学手续后，她感觉特别轻松。临走时，她看到办公室桌上的一张纸，上面写着：同意×××等180名同学退学。
金雯试图回想离开学校的那一天，却发现她对校园的记忆已经模糊——自打入学，她还没顾上完整地绕校园走一次。
对于那里，她的感受还有点复杂：学校的讲座、活动其实丰富多彩，“遗憾的是我来错了时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金雯和比翁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雅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