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2015年10月开始调研，2016年年初在3个村试点，2467个村庄理事会在全市322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如今，1.23万名理事会成员，活跃在湖北大冶田野乡间，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从全国来看，理事会的试点不止在大冶。大冶脱颖而出的背后，如何破解各地改革中面临的共性难题，启人深思。
理事从哪来
和很多地方一样，改革一开始，在“找人搭班子”上，这些村庄理事会就遇到了难题。
试点乡茗山乡党委委员朱忠炯回忆，“理事会需3~7名成员，既要政治素质好、群众基础硬、年富力强，又要有热情有文化，还能保证常年待在村湾里。”可现实是，有能力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外工作、生活。
大冶市探索出新老结合的路子，村湾里一批德高望重的党员、老干部、致富能手，被推选出来。有的年纪稍微大点，绝大部分在四五十岁以上，但他们正直、有能力，愿意为老百姓出力。
大冶搞理事会能把这些人选出来，是否有其地域独特性？
黄石市委组织部党建科科长夏忠强说，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大冶有一定先天优势。一是地域农村经济发展有一定先天基础，现代化乡镇企业星罗棋布，一些村民就在附近就业，早晚来回方便。
同时，在大冶乡村，随处可见祠堂，“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上，流淌着朴素的家园情怀、强烈的宗族荣誉感，留在村庄的能人，愿意发光发热，一些在外发展得不错的人们，也愿意回乡贡献力量，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平台。”夏忠强分析。
“这些因素有关系，但不是决定因素”，在湖北省政研室余爱民研究员看来，重新打量农村的新时代，在满足农村群众的多元需要中，大冶经验很关键的一条就是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变化，农村能人的需求，“他们已经富起来了，但也有了新的迷茫，希望有为乡亲们服务的舞台，希望得到认可”。
为防止一些“村霸”或宗族黑恶势力上台，大冶市委一开始就明确：候选人需由乡镇党委和村两委经过综合评价确定后公布，即：在“黑名单”里的人，不行。
效用如何常青
两年多里，全市2467个村庄理事会比着干，建设美丽新农村，一批基础设施迅速得到完善。
但是，是否做完这些事，理事会就没事可做了呢？
“必须看到，随着时代发展，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向往越来越多元。”在黄石市委副书记杨军看来，这需要基层治理改革在措施与成效上实现持续创新，给乡村振兴带来希望，让农民群众拥有越来越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大冶市委意识到，如何将产业与群众的实际利益串联起来，实现城乡资源嫁接，通过产业发展来吸引能人回乡、年轻人回乡、最终实现乡村发展“内外联动”，满足村民日益多元的物质文化需求，是这次改革的长远目的。
改革推进过程中，两个方面早已提前布局：村庄建设上，由为民做主变为由民做主，激发村民建设家乡的内生动力；同时，走产业富民路子。
围绕产业富民，理事会放开手脚，各展其能。
从吃“资源饭”到吃“龙虾饭”，两年来，还地桥镇黄兴淑细屋湾村民们跟随理事会，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2011年，华新碎石场落户黄兴淑细屋湾，可山上的石头总有一天会开采完的，2016年，理事会理事长黄志文提出，全湾入股成立龙虾研制合作社，“有钱大家一起赚”，村民们一致同意。
土地很快流转到位，理事会推选村民到外地学习养殖技术。2017年，合作社龙虾长势好、品质高，每亩产虾800~1000斤，每亩利润达万元以上。
产业富民，激发了村子对人才、资金的虹吸效应，那些年少外出闯荡的庄稼人，带着对家乡的一片热情，渐渐回来了。
1972年出生的柯育良，是钟家庄村民，2013年起带领几十名年轻老乡在浙江办服装厂。2015年年底，钟家庄成立村庄理事会，村民一致推选柯育良为理事长。
柯育良放弃服装生意，返乡发展生态农业，承包300余亩土地，种植花卉苗圃、时令蔬菜等，聘请闲居在家的村民除草、施肥，解决了本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增收问题。
柯水如原本在黄石做房地产生意，2016年，当选华若村理事会副理事长的族叔柯东明希望他回乡带着大伙儿一起致富，柯水如投资100多万元，回村建起养蛙合作社。
伴随人力财力回流，茗山玫瑰花基地、大屋徐村庄油茶基地等一批“村庄理事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致富新模式，逐渐搭建起来，村民家门口的致富路更宽了。
以前连农村合作医疗都收不起来的黄湾村，去年建了1200亩莲花基地、123亩桑葚基地，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还有了十几万元集体收入。
怎样不跑偏
茗山乡党委委员朱忠炯回忆，早在改革前，大冶乡村就分布有一些理事会。只是，这些理事会自发形成，缺乏规范管理，其中不乏带领族群上访或违建的情况。
大冶市委为理事会明确划定“四个坚决防止”：防止理事会脱离党组织开展工作；防止“行政化”、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村民小组；防止成为新的利益集团甚至强权势力；防止活动阵地成为理事会成员享乐场所、接待政府官员之地。
其中，与村民小组的关系定位方面，改革同样经历了一段探索过程。
彼时，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一些村民小组功能虚化、作用衰退、工作难以开展，基本形同虚设。
大冶市民政局副局长明清友记得，试点初期，有理事会选人、做事，直接把小组撇开了，“容易造成小组功能进一步丧失，还可能致使理事会行政化，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村民小组”。
很快，这一现象被纠正。有关部门提议，要在村民小组基础上建立理事会，比如，部分诸如计生、土地方面的工作，理事会不能做，必须由小组来完成，因此，理事会与小组的关系“不是取代，而是加强，两者都是为村民服务”。
同时，理事长与小组长关系定位方面，一些有能力的小组长，被鼓励参选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理事会成员。目前，这一比例达80%。
大冶市委组织部介绍，两年多的实践表明：理事会与小组相互配合，共同为村民服务，发挥出1+1＞2的作用。
为保驾护航理事会稳健前行，一套详细的监管体系应运而生。
首先是在组建村庄理事会基础上，单独建、联建等方式，同步成立村庄党支部或党小组，实现党组织在群众全覆盖，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自治。
建立议事决策机制，村庄理事会商议、村庄群众（代表）会决议，决议结果、实施方案、办理情况必须向村庄居民公开，重大事项向村两委报告，由党组织把关。建立理事会公益性资金监管制度，接受村两委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检查，确保资金筹集和使用符合群众意愿与相关规定。
一个案例是，在陈贵镇堰畈桥村乔清湾村庄理事会，一次，理事会想做个“门头”，汇报至村委会，村“两委”研判后发现，影响村庄整体规划布局，最终这一提议被否定，“大伙儿也心服口服。”村支书乔昌明介绍。
随着“茗山经验”日趋成熟完善，很快，2467个村庄理事会如星星之火，迅速在全市322个行政村燎原。鄂东南大地上这些原本沉寂的村庄，一个个苏醒、鲜活起来。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朱娟娟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