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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建立抑郁症高危人群的综合防治模式，寻求药物、心理治疗之外的医体融合干预方式。”北京医学会抑郁障碍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近日在首届抑郁障碍高峰论坛暨首都医体融合抗击抑郁论坛上提出，除了要提示社会大众加强对抑郁症的认识、建立筛查机制外，还应让医疗与体育的融合成果进入视野。
“近几年，抑郁症门诊量确实在不断增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医生周晶晶表示，尽管抑郁症呈现出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的“三高”特征，但与之相对的却是低识别率和低治疗率“两低”的现实，“能来就诊的人不少仅限于检查而已，对用药等治疗比较抵触，针对这部分人群，现有国内精神科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去干预。”
但在国外，运动干预早已成为治疗抑郁症的新选项。国际权威研究机构英国国家优化卫生与保健研究所发布的指南中指出“轻、中度抑郁症可在心理治疗之外选择团体运动干预治疗。”其改善症状及预防复发、新发等优势已经让干预方案十分成熟，“细化到运动的强度、频次等细节。”不过周晶晶注意到，“在国内，别说推广到门诊，连研究都很少，即便有也是局限于跑步、瑜伽等单一运动，和我们说的运动处方差距还很远。”
我国医疗和体育长期以来的“陌生”状态，是周晶晶眼中运动干预滞后的重要原因，而随着近年医体融合步伐加快，运动干预也为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项——今年初，北京安定医院与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已开展针对轻中度抑郁症及亚临床抑郁患者的小样本临床研究，“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运动干预疗效好，可接受度高。”周晶晶透露，不愿用药的门诊患者对运动干预的接受度较高，目前，他们希望尝试将运动干预推广到住院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层面。
“国外的运动模式、频次等并不一定适合我们的生活、文化习惯和身体素质”，上述两家机构将继续开展相关研究，以形成专业的运动指导培训师队伍及针对抑郁症患者制定系统的运动培训课程。不照搬国外体系，为的是“寻找一套适合中国抑郁症患者的运动处方”，周晶晶说。
“不是所有运动都能治疗抑郁症。”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建军强调，让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不再停留在口号上，真正了解什么病患能进行什么运动，看清体育运动可能带来的无效及风险，这才是展现体医融合价值的前提，“不是所有病症都能靠饭后百步走治愈的。”
郭建军践行体医融合多年，在冠心病、慢阻肺等人群中参与建立了完善的运动干预措施，并已在基层医院推广使用。而面向抑郁症患者，他认为除了要把控心脏承受的运动强度外，更应注意不同运动对患者心理、精神带来的不同刺激，“给予个性化的运动建议”。如患者与人正常交往能力不足、情绪不能宣泄，会建议其多参加团队运动；对抗压能力较弱者，则安排一些小型的比赛，让其直面成就感与挫折感；对睡眠困难及易疲劳的状况，则应给予一定抗阻训练；而精神涣散的“克星”则是高强度、需要调动全身神经控制能力才能完成的运动。
据周晶晶介绍，为了先找到一套可普遍推广的运动方案，初期的受试者集中在18～55岁之间，“平均年龄约30岁”，受试团队也配备了年龄相仿的运动指导师，每周开展团队运动，在互动和比赛中帮助患者从体育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郭建军称此为“把体育文化引入临床”。这种成就感并不是靠比赛的形式就能抵达患者内心，“需要把细微的进步都掰碎了让他们感受到。”他举例称，“如果一名患者缺乏自信、体质较差，我们会为他设计一些考验柔韧性的动作，辅助其取得进步后，会向他解释，柔韧性变好反映的是神经控制能力增强，对他的病情有实际好处。”
“有趣、有用。”在医师及运动指导师的双重身份护航下，周晶晶发现，不少患者在完成两个月的运动干预后还坚持参加锻炼，这些人除了在专业量表评估上体现进步外，彼此在运动之余还能保持交流，“每次他们分享运动后的照片上，刚入组和入组有一段时间的患者情绪状态差别很明显，后者笑容更多。”这是周晶晶最直观的感受，但也有一部分患者选择中途放弃，“对药物依从性只有50%～60%的患者，运动略好于药物，但还需要更多的奖励和反馈机制去增加依从性。”周晶晶提及国外的经验，“通常运动后会有反馈机制，对患者进行运动干预一段时间后，最好使其形成运动习惯，这才会让患者受益终身，所以不能只看短期的接受度，得考虑得再长远些。”
“有固定方案，也需要个性化调整，且针对患者康复到不同阶段，需要完成的运动也得变，不可能一劳永逸。”郭建军表示，探索出适合抑郁症的运动处方并非难事，难的是要组建经过体育与医疗双重培训的运动指导师队伍，“人才是最大问题，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个职业的前途。”郭建军说当前体育医学的收费问题尚不清晰，一方面导致运动指导师在医院中面临薪酬、晋升等问题难以解决的尴尬，也让医生缺乏实际利益且得承担过分风险，“得靠情怀去支撑”；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扭转患者的意识，“很多患者认为我们就是带大家活动一下而已，为什么要收费？并不清楚背后严密的科学依据。”
郭建军记得去年办了运动指导师培训班，来了100多人，大部分是大学学生，但大家毕业后几乎没人从事这个行业，“除非有一天能把它当成有回报的职业。”他表示，未来如果由医院购买运动指导服务，将会是较好的解决方案，“药厂生产的是药片，而我们的药片就是运动指导师。”
“运动干预疾病的层面我们已经滞后，但高危人群的预防才是真正减少发病的根本。”据周晶晶观察，如今前来门诊就诊的患者呈现出低龄化现象，“高中生、大学生等学生人群就诊比例较高。”在郭建军看来，这一现象也与学校体育开展不到位密切相关，“抗压能力较弱是造成抑郁症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抗压能力主要靠后天塑造，需要主动锻炼、主动健康去获得。如果学校忽视体育的教育功能，只在乎选拔功能，将会给他们未来的心理健康埋下隐患，体医融合的成果必须通过教育宣传给体育教育者和我们的下一代。”
本报北京5月20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