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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芯片之痛”所折射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再次刺激了人们的神经。舆论中，有些人认为，要拿出两弹一星的精神，自力更生全力攻关；也有些人说“芯片突破太难”“人才培养状况堪忧”，让人觉得无路可走。
那么，国产芯片的研发是不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发国家的科学家面对追赶困境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笔者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不少著名的老科学家，他们的过去，与芯片研制的今天，也有些相似之处，就是——白手起家，忍住寂寞。但结果都攻克了难关，他们的人生也达到了开始无法想象的高度。他们这样做的人生动力是什么呢？是老科学家们高度重合的追求——“科学救国”，那是支撑他们一路走来的信仰。
是的，一个20多岁的人是不会动不动就使用“信仰”这类大词的，除非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我作为一个20多岁的记者，因为工作与他们有了交集，被他们打动，也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已经离世的物理学家何泽慧、石油化学家陆婉珍，耄耋之年的物理学家郑哲敏、选矿专家陈清如、果树学专家束怀瑞，年过八旬的地质学家刘宝珺……都在各自的领域开疆拓土成为灵魂人物。这些人的名声太大，有时甚至让人无暇注意他们作为“普通人”所经历的坎坷。
其实，细算一下便知道，他们出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战乱纵贯他们的童年，残酷的政治斗争又横穿了他们的壮年。对于同时期更多的人来说，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成功，更遑论成为“大科学家”“奠基人”“院士”。
但无论多么艰难，从模糊的老照片上、花白的发丝中、沙哑的嗓音里，以及干枯的手指间，这些老科学家总传递出一种安定又坚韧的力量。
这大概要归功于他们心有信仰。 “科学救国”的种子是在日本侵华的土壤中萌芽并野蛮生长的。
何泽慧17岁经历日本侵华战争，所以突破性别障碍，坚持投入到能够服务战争的弹道学研究中；郑哲敏和家人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因此他幼年立志当飞行员，要在天上和敌人短兵相接，后来助力研究原子弹也是殊途同归；刘宝珺中学时期被日本兵屈打奴役，长大后听闻国家建设需要地质人才就立刻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地质专业……
难道他们在选择职业方向时，对自己的专业本身没有一点兴趣吗？
何泽慧曾直白地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时候就是为国家……”；陆婉珍说“大部分是由于科学救国的思潮”；刘宝珺说“我们必须关心中国的前途，大家都在思考要投身到哪一领域救国”；陈清如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每个人都忘我地勤奋工作，希望为国家强盛出份力”……
“为国家？”在没有经历过国家危亡的人看来，这些人似乎伟大得有些不真实。
笔者曾追问上学时连饭都吃不饱还想着救国的刘宝珺：“您年轻的时候就一点也没考虑个人生活问题？”
他说：“当时真没想过个人利益，只考虑国家需要。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把日本兵赶出去，第二个任务是让中国富强起来。”
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国家”是个既抽象又无比具体的词。他们太明白，国家的命运等同于自己的命运，也等同于众多和自己一起经历苦难的同胞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看作这个国家的主人，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苦难的现状。
有了信仰，吃苦受罪便不在话下。
刘宝珺搞地质勘查长年风餐露宿；陈清如为多做研究与时间赛跑，几乎没在夜里12点前睡过觉；束怀瑞一直工作在一线，90多岁依旧坚持下乡。哪怕是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非常时期，他们也忍辱负重，等待有朝一日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在社会稳定的当代，信仰对于科学家们来说依然重要。
哲学家赋予信仰的一种定义是：一种强烈的信念，通常表现为对缺乏足够证据的、不能说服每一个理性人对事物的固执信任。
科研之路不确定性很大，周期无法预料，孤独和寂寞一直会伴随左右，还不时辅以质疑和批判。因此，“固执信任”对于科研工作者尤其必要。
我与不少年轻科研工作者交流时发现，在工作中有两点要素他们格外看重：一是足够遥远但又有可能实现的目标——或者说“挑战”；二是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价值的强烈认同感——或者说“信仰”。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强调兴趣对事业的重要性，但兴趣也许和爱情差不多，能支撑一阵子，并不能支撑一辈子。
当然，“挑战”仍然客观存在。虽然我们已经远离战火，但还没弄明白宇宙是否有边际，还没有战胜癌症，也尚未保卫住蓝天。
而当代科学家们的信仰与战争时期的“科学救国”相比，也应有更契合时代土壤的内涵。
这个带有时代烙印的信仰，往大了说，可以为国家，甚至是人类的科学事业保驾护航；往小了说，可以让人实现自我价值，体验认同和被认同的快感，心情舒畅。它不但可以是支撑人们走向更高境界的精神支柱，也是帮人渡过难关的一剂良药。
张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