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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行为多为“间接”，参与范围不广、程度不深，大部分自主参与不足，需要通过外界引导、动员和号召，才被动地进行政治参与……近日出炉的陕西省新兴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研究报告，在当地青年群体中引起广泛关注。
面对新时代，如何关注新兴青年群体的政治诉求，引导他们有序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显然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项在团陕西省委牵头下展开的课题调研，不仅廓清了陕西新兴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状况的基本轮廓，还为相关部门推进政治参与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数据和可行性建议。
6条路径连通政治参与之路
何谓新兴青年群体？非公有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归国留学青年等，是这一群体的构成部分。
作为青年群体中重要的一部分，新兴青年群体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富有时代气息”“充满活力”是他们的标签，但同时，“成长的烦恼”和“迫切的需求”也时常给他们带来困扰。
“他们中，有的缺乏职业稳定感和社会归属感，有的缺乏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也有的渴望通过回报社会打通上升通道。”在团陕西省委书记段小龙看来，解决新兴青年群体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增进他们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入，既是这一群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现实要求，也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
这项以“拓宽新兴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渠道”为主题的课题研究，选取了这一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类青年——律师、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就他们的政治参与现状、面临问题展开深入调研。
“之所以选取这三类青年，主要是因为他们普遍高学历，本地和城市人居多，社会融入度高。此外，他们更祟尚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愿意积极投身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团陕西省委统战部部长胡晓彤介绍说。
调研显示，党委、人大、政协、司法、行政、自治、群团等6个方面，是陕西新兴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体制内渠道。而网络参与的广泛性、参与意愿的积极主动性、参与领域的职业相关性，则是他们政治参与的主要特点。
政治参与诉求更务实、更趋利
2017年7月，80后西安导演阿齐发布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的关注。这篇题为《请帮我把这一封公开信和这十一个问题转给王永康书记》的文章中，阿齐详述了自己在西安创业遇到的种种困难。
很快，网帖发出当日，王永康即安排人员与阿齐连夜见面。次日，在西安市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王永康专门讲到阿齐的案例，并对各级相关部门提出6点要求，第一条要求就是：广开言路、接受监督……做到“有信必有回”“有回必及时”“答复必讲清”。
像阿齐这样，借助网络方式，与地方领导、党政机构进行对话，表达政治诉求或介入政府政策法律决策环节，日益成为新兴青年政治参与的便捷渠道。
受调查的三类青年均认为，互联网对自已的政治参与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律师、新媒体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者给出肯定回答的比例，分别高达87.2%、86.5%、82.2%。同时，他们选择匿名方式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比例，分别为77.5%、67.6%和81.1%。
“利益诉求增多，务实化、趋利化趋势明显，是新兴青年政治参与的又一特点。”调查者发现，新兴青年更关注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实现，对与自身生活和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更多关注百姓民生、大政方针、社会公正、反腐倡廉、生态环保等话题。同时，渴望积极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
受访的青年律师中，近三成对参政议政抱有“比较积极”的态度，90.5%“非常愿意”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87.2%愿意代理公益诉讼案件。他们政治参与的主要领域，64.9%为扶贫慈善、消费者维权、法律事务或纠纷，收入水平、执业时间对其政治参与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青年新媒体从业人员来说，44.9%的政治参与集中在就业创业、文化艺术体育、扶贫慈善领域；青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则集中在扶贫慈善、就业创业、社会福利保障、文化艺术体育、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领域，合计占72.3%。
参与度低、水平受限，效果打折
通过数据分析，调研人员进一步发现，这三类新兴青年的政治参与存在着普遍性问题：参与比例低、层次浅、范围狭窄、内容单一，这明显制约着他们政治参与的效果。
最近一年内，没有参与过任何立法活动的青年新媒体从业人员为90.8%。这项数据，在青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青年律师中同样较高，分别为82.4%和82.9%。同样，最近一年内，未参加过人大、党内和业主委员会等任何选举活动的青年律师、青年新媒体从业人员，分别为58.9%和40%。
与之不同，有76%的青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参与到选举活动中去，这在三类受调查人群中比例最高。然而，这其中超过半数是作为工作人员，或是参与单位内部机构选举、人选酝酿活动等。作为选举人或被选举人参与活动的比例,实际上只有9.1%、8%和4.6%。
参与党政机关决策方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被调查者中，有71.6%的律师、58%的新媒体从业人员、38.8%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没有参加过任何民主决策活动。在基层群众自治、职工民主管理方面，政治参与的功能也未能充分实现——84%的新媒体从业人员、76.8%的青年律师没有参与过任何自治，新媒体从业者中参与职工代表会议的也仅逾一成，占比12%。
除了这些普遍性问题，三类青年的政治参与还存在个性化问题。以青年律师为例，他们的政治参与愿望与现实之间差距较大：青年律师更愿意以进入体制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86%愿意做公职律师或政府法律顾问，但现实制度中,能够吸纳律师政治参与的渠道并不多。同时，能在各类调解组织、各级法院、检察院中担任调解员、陪审员、监督员的比例，仅为1.4%、0.7%、0.7%。
对另两类受访青年来说，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多受领导重视程度、政府信息公开状况的制约，政治素养、整合分析和社交沟通能力，也仍有待加强。在社会组织中，存在着团建工作尚未全覆盖的短板，23.8%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单位没有团组织，认为自己所在社会组织对表达利益诉求起较大作用的，仅为32.4%。
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
如何进一步推动、完善新兴青年的政治参与？调研报告给出了建议，“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推动和制度设计，首当其冲。”
在现有政策法律框架下，用规划、计划提出要求和指标，并加强考核验收，创设出新的做法和制度。同时，落实和完善各项政治参与制度和机制，拓展新兴青年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才能打通新兴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最后一公里’”。
调研报告建议，有计划地适当增加青年群体或青年团体在各级人大、政协的代表数和席位，积极吸纳优秀的新兴青年群体进入人大或政协。有调研数据显示，2003年，陕西只有1名律师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在2008年和2013年时，连续两届全国人大没有一名陕西律师的代表；从2003年至今，连续3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没有一名陕西律师担任委员。据截至2012年12月的相关数据，陕西省2070名律师中，有省级人大代表4名、政协委员7名。
“这其中，当然也存在青年律师专业素质、业务能力、政治修养、从业经验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无法深入到急需法律专业素养的领域。”课题组研究人员认为，这就使得“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引导、训练和服务”显得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这一群体政治参与的水平、能力和信心”。
政治素养的提高，是一个综合、全面、长期训练的社会化过程。“目的就是帮助青年克服盲从，抵制政治冷漠，提高公共理性，从身边小事出发，以成熟心态参与政治生活，最终实现政治参与的正效应”。
此外，建立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新兴青年群体经常性联系机制。在遴选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时，增加青年群体的比例；在党政机关民主决策过程中，加大公开性，建立青年群体意见征询机制；在研究、制定、修改涉及新兴青年群体利益的有关政策、法规、文件时，落实座谈会、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咨询会等科学决策制度，设计沟通、交流、协商的空间等，也都是有效路径。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孙海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