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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高考，为了方便照顾我，我们家在学校周围租了一个破旧的小房间，我妈在屋里贴了张佛祖像，金光闪耀。数学一直是我的弱项，我妈想拉着我给佛祖磕个头，我躲开了，她跪下来替我磕，嘴里念叨着“保佑孩子数学考个好成绩”。
我所在的高中距离著名的毛坦厂中学大约1小时车程，对那里的“风俗”我们早有耳闻。除了卷子永远做不完，每年数千人涌向窄巷里的“神树”，为了抢烧头柱香，有的考生家长凌晨4点就起床，为参加高考的孩子去求一份天助。
这一幕也在很多地方重演。今年高考首日，沈阳市某高考考点旁的慈恩寺就挤满了跪着为孩子考试祈福的家长。据统计，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75万人，比去年增加35万人。
每年此时，我都会想起6年前那个夏天的下午。我妈跪在狭小的出租屋里一遍遍念叨“佛祖保佑”，而我正在考场上，努力用“正余弦定理”和辅助线等科学方法解答问题，我要通过考试去到的地方正是教授科学和信奉科学的。
我和我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力，为了一张让我离开县城的通行证。
当年，距离高考几个月前，教学楼前的倒计时牌变成两位数，联考、模考、月考、周考……卷子越积越多，老师来不及排名。一个月一次的全年级大会上，向来脾气暴躁的教导主任语气变温和了。
模拟考试时，我在教室里安静地趴着、写着，头顶上的电风扇“呜呜”地转。
另一边，我妈也行动起来。
她去街上选购了一件红色的T恤，大吉大利，胸口还印着一个帽子图案，准备让我高考当天穿。一位阿姨说帽子的寓意不好，盖住了不能出头，考不好。事后我妈再说起这件事，脸上还有对那个阿姨的愤愤不平。
我妈年轻的时候经常给文学杂志投稿，后来当过小学语文老师，依然笃信这些。
高考当天，她给我准备了粽子当早餐，寓意“纵高分”，那是她第一次包粽子。我穿上胸前印着帽子的红T恤，住在隔壁的男生也穿着他妈从头到脚给置办的新衣服，我们俩像两个福娃走向考场。
那年我的数学考了高中三年以来的最高分，我也如愿离开县城，去了一所重点大学。其实当年数学卷很简单，全省平均分比往年都高出不少，我也为数学做足了准备。
后来和大学同学聊起来，发现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仪式”。还有人家租过“重本房”，因为曾住在那里的考生都考上了“重点本科”。当我们谈起这些时，会互相打趣父母做过的那些充满“迷信”色彩的行为。
那件红T恤我再也没穿过，因为青春期发育，穿上显得特别壮。
后来我离家越来越远，妈妈参与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问候完寝食，对话就会陷入沉默。但她还依然坚持着这项“传统”，小到我的一次出行，大到重要的考试面试，甚至谈恋爱，我妈都会想出奇奇怪怪的方法，让女儿顺顺利利，不受伤害。
为了怕我知道后会阻止，她常常秘密进行。
之后我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我坚持拒绝她陪考。
有一回不顺利，我打电话回家，我妈带着哭腔说：“妈妈知道你要强，但妈妈特别害怕你出事。”
我有点蒙了，她很少对我哭。大概，我努力地远离县城的世界，但也远离了父母。之前带我妈出去玩，我全程电子支付，她学不会。还有次放假回家，我爸兴奋地喊我看电视上的歌舞节目，我正拿手机追新“入坑”的综艺，没和他一起看。
父母的生活经验渐渐不能帮助我解决在新世界里遇到的难题了，他们为此感到懊恼和愧疚。于是，那些奇奇怪怪让我成功的办法，又成了我和父母间关系的弥合剂。
我开始有选择地向我妈分享我在外面的困惑。“妈，我最近不太开心，事情也不太顺利，帮我想想办法吧。”
“好的，明天就去。”我妈会一口答应，接着劝解，“不要有压力，事情还在人为。”之后，我会再打电话回去，告诉她事情已经顺利解决。
事实上我并不期待她那些方法能为我解决担忧。但这件事让我妈很开心，她用这些方法又一次进入了我的生活，并且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每当想起这些，我脑海里都会闪现《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跪在医院门口祈求哈桑平安的场景。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还是跪下了，恳请神灵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的下跪是为了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的爱的承诺，我妈也是。
袁文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