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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前，比这个时节稍晚一些，咱以340分高考中榜，被原兰州军区步兵学校（后更名为西安陆军学院）录取。
那时候的理科考六门，语文数学各120分，政治物理化学各100分，英语100分按30%计入，总分也就570分。可别小看这340分，它可给咱创下两个名号，一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二个走出村子的人；二是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军校的人。
刚入军校的学员涉世都不深，军校那种生龙活虎、“比学赶帮超”的氛围使大家无形中产生了一种追求上进的力量。咱被分配到三队三区队九班，班长统计大家的情况时，咱马上觉得已经矮人一头：全班12人，除班长是党员外，团员7个，剩下几个“群众”，咱是其中之一。每逢星期六下午组织生活，虽然大多是团员群众一起活动，但也有分开活动的时候，每当出现这样的场面，非团员不免有些郁闷。
咱的经历是，想入团，申请也写了，但最终没入上。一来，咱的家庭是中农成份，不是根红苗正那种。二来，咱除了语文学得好，作文写得好，其它各科成绩一般，数学较差。三来，性格太腼腆，不太积极主动。
咱如今在军校，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不少团员已经为争取入党、当副班长（副班长从学员中选拔）而奋斗了，咱还不是团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定登攀，咱下定了决心，努力进步。
不久，咱的入团申请书就交了上去。当然，写得并不咋样，和中学时代的那种差不多，笼统概括，没什么“个性”，也没多少实际思想和情感，大都是一些团的基本知识。
交了申请只是个愿望而已，表明想进步，重要的是实干。这里需要说一下队长，叫杨增果，山西人，个头不高，浓眉大眼，讲话气宇轩昂，掷地有声。在入校不久的一次队点名时，他很严肃地说：“军校不是保险箱，是淘汰赛。”这句话可让咱几天没睡好觉：好不容易跳出“农门”，要是因为跟不上趟被退回去，那麻烦可大了。总之，用现在的话讲——压力山大。不管是为了早日入团还是为了不被淘汰，咱都得好好干。
军事训练成绩，在军校里是首要的硬件，你得搞上去。好在咱从农村出来，小时候许多农活都干过，吃苦应该没啥问题。射击，有不同枪种、不同练习，每个枪种的每个练习训练结束后，都要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咱的成绩在良好与优秀之间；军事体育，像单杠双杠、百米障碍、木马等，算是良好；单兵战术，班战术，这些科目都还可以。要说差一点的就是队列，咱的腿总是有点打不直，老挨批评。再就是，咱的个头尚可但比较瘦，投弹的及格成绩是30米，标准并不高，但咱怎么练都是20多米，得想法克服。
除了军事训练之外，平时在遵守纪律、请假销假、军容风纪、内务卫生、建校劳动、团结同志、助人为乐等方面，都得对自己有要求。反正，咱是尽力往好里做。
第一批发展新团员名单出来了，很遗憾，没有咱。说一点也不灰心，那是假的——平时出公差等等，咱很积极呀，训练再苦也没发过什么牢骚呀，再说咱的“马列基础”学得很不错呀，在全队都能挂上号，几次考核都是优秀。班长主动找咱谈心：别泄气，主要是名额有限，争取下一批。于是，咱接着努力。
咱是不会忘记那个日子的。1982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也就是第二个学年，咱终于入团了。接收新团员的大会是在学员队的饭堂进行的，那是学员宿舍楼后面的一排平房，没有专门的座椅，有的就是学员平时就餐时那种黄漆刷的大圆桌和大方凳。主持会议的是团支部书记、我们三区队的区队长黄俊清。
记得念入团志愿书的都是新团员的入团介绍人，咱的介绍人是本班的副班长韦明凯和班里第一个入党（班长在部队已入党）、与咱一样出身贫寒的好友马应荣。韦明凯念到咱的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时，因为咱当时在每个人的后面都写了个“热爱劳动”，一些学员忍不住小声笑了，弄得咱有点不好意思。
家信里，咱怀着颇为激动的心情向父母说了此事，后来弟弟在回信中说母亲都流泪了。母亲在村上应该算是识文断字的，也属于多愁善感那种性格。上军校第一年春节前，咱把节约的40元津贴费寄回家，母亲流泪了，这次应该是第二次。她老人家对于团组织的了解肯定很少很少，但在她的潜意识里一定有这样的认知：儿子在军校又进步了。
姚村社（60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