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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抗癌有多痛苦，生于1955年的布莱恩·德鲁克尔深知其中滋味。他的父亲与白血病缠斗了11年，于79岁离世。他“此生做过最艰难”的事，是站在父亲的病床边，抽出大大小小的插管，并一点点为没有生命的躯体做最后的清洁。
上世纪末，年轻力壮的患者能争取接受骨髓移植的稀有机会，治疗癌症的主要方式还是干预疗法——为了杀死变异的白细胞，要将其他无辜的细胞一起杀死。“人体就好像一盏灯，癌症患者的灯开关坏了。而化疗就好像拿一根大棒子将整个灯都砸碎，好让灯别一直亮着。”德鲁克尔形容。
他希望能找到那个“开关”，直接将灯关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德鲁克尔幼年时期，医生彼得·诺威尔成天对着显微镜，一个念头在心中形成：癌症是否与基因的某种变化有关？
这个思路与当时的主流观念相左，也缺乏连续的实证支持。诺威尔在工作的大学相当孤独，直到一位年轻的费城博士生出现。两人合作，在被放大的癌症细胞中寻找蛛丝马迹。近10年后，突破姗姗而来——一条白血病患者的染色体显得有点短。
两人进行了后续观察，在更多病人的癌症细胞里发现了这条有点短的染色体。后来，它被命名为“费城染色体”，被发现存在于95%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体内。
又过10年，时代才跟上来。科研机构的真金白银和科研人员的青春将限制人类视角的围墙砸出一个口子，限制酶被辨认出来，它是把利器，能切割出可供“揉捏把玩”的DNA片段。
一位名叫诺拉·海斯特坎普的女性研究者和她的团队搞清楚了“费城染色体”的组成——两股本不相干的基因缠绕在一起，黏合它们的酶被命名为BCR-ABL。另一支研究团队发现，当BCR-ABL在血液细胞中产生，癌症就来了。
一种能阻断厄运之酶的药物合剂，就是德鲁克尔需要寻找的“开关”。
他的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8年，另一家实验室的英国科学家尼古拉斯·莱登找到了他，向他提供备选的药物合剂。
当时，公众对癌症与基因的关联将信将疑；提取受体酪氨酸激酶的技术“还在婴儿时期”；建立逻辑、厘清思路需要大量化学推导。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试，在合剂的大海里不停地实验，直到找出最有效的。
STI-571现身了。这种药物最终被命名为伊马替尼，也就是很多人熟悉的“格列卫”。
科学之外的世界也在不停旋转。1996年，莱登所在的制药公司与另一家制药公司合并，成为后来的制药巨头诺华，莱登辞职创业。兵荒马乱，德鲁克尔说服新任管理层继续支持这款新药的研发。“估计他们当时以为没戏，想着让我们干失败了就可以摆脱我们了。”
奇迹般地，这款并不被看好的药物在第一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所有受试病人都对它产生了积极反应。6个月内，31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白细胞恢复到正常水平。“一切好得不像真的”。
它被视为“奇迹之药”，一些人叫它“直击病灶的银子弹”。一些焦急的病人联名要求扩大它的临床试验范围。2001年，它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研制的靶向药物，它能精准打击癌细胞而不伤及其他细胞。以它为先遣队，靶向药物的时代到来了。虽然不是万灵药，但格列卫也在其他类型的癌症治疗实验中获得积极结果。
德鲁克尔和莱登因此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美国的诺贝尔”。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格列卫在美国本土的售价为8万美元一年，在其他国家也同样昂贵。诺华为之申请了无数次附加知识产权，将产权过期时间从2013年一路延后。德鲁克尔并没有从中获取多少利益。
世界卫生组织将它列入关键药物名录，在美国、加拿大和泰国等30多个国家里，它的费用可以由医保负担，报销比例最高达到80%。
德鲁克尔本人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显著变化。他拼命地工作，往返于实验室和两居室，没有伴侣、孩子、特别好的朋友或宠物。有一阵子他热衷跑步和自行车骑行，还参加过1999年的波特兰马拉松比赛。后来他不再跑了。环法自行车赛冠军阿姆斯特朗告诉他：“医生，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阿姆斯特朗也是位癌症幸存者。
“您可真惨。”2001年，采访他的《人物》记者亚力山德拉·哈代说。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两人育有3个孩子。
他的父亲逝于1999年，正是“奇迹之药”实验好消息不断之时。他的办公室墙上有一整面照片板，是被治愈的病人寄来的。一个7岁的白血病小男孩咧嘴告诉他：“我掉了一颗牙！”
王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