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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贽（1527-1602），早在生前，就有“异端”之名。
时人对他的看法截然两分，有人崇拜他，追随他，奉之为“奇人”；也有人斥之为“小人”，称其“狂诞悖戾”，学说“非圣无法”。或许，李贽就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所说，他本就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人们常说，要了解一个人，看他身边的朋友就知道了。像李贽这样一个“异端”，他的“朋友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莫非“满屏”皆异人与异论？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本文且就李贽的交游，做一篇“异端简传”吧。
李贽曾说，他“以友朋为性命”。有人将他的朋友圈一点，发现不得了，他“铁粉”太多了，而且无论功名还是地位，许多人都远在他之上。李贽仅仅中了举人，做官也只是教谕、博士、司务之类的闲散小官，最后在边地知府的任上退休。他总在“基层”打转，升不上去，主要原因就是举人的出身太低。明清两代，只有中进士才能有较好的仕途，“举（人）监（生）”是受歧视的。可看李贽的朋友圈，功名高的，有会元（会试第一名，如袁宗道、陶望龄）状元（焦竑），官位显的，总督就有四人（刘东星、梅国桢、汪可受、顾养谦），顾养谦还是他在云南做知府时的顶头上司——尊卑上下，乃俯仰之交，亦极难矣！
由此看来，一介“狂禅”李贽与他的朋友，非以世俗之位势与富贵论交，而是精神平等的交往。李贽的朋友圈，是在学术与思想的追求中形成的。
二
李贽早年治举业时，就对程朱理学产生了很大怀疑，认为“直戏耳”，只是没有找到新的治学方向。四十岁上，他到北京选官，得到一个礼部司务的差事。这官又穷又小，他之所以接受，就是因为“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李贽在不惑之年向学，已经很晚了，但这一步，对他人生的转变，意义重大。
在北京，李贽“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交往所诱”，开始读王阳明的书。由是“发蒙启蔽”，就是像他这样“倔强”的人，也“不得不信之矣”。
北京人物虽多，但风气保守，隆庆五年（1571），厌倦了“京师浮繁”的李贽，主动请求迁官南都，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南京是当时讲学的重镇，心学的影响尤其大。在这里，李贽与新结识的好友焦竑等人朝夕促膝，论学问道；他还见到了著名学者王畿（阳明弟子，浙中王门创始人）、罗汝芳（王学左派代表人物），并拜泰州学派创立者王艮（阳明弟子）之子王襞为师。
南京生活是李贽学术生涯的开端。在这里，与众多友朋定期聚会，砥砺学问。他在《会期小启》中写道：“会期之不可改，犹号令之不可反，军令之不可二也。故重会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对他来说，讲学就是军令，重友就是重道；他一生追寻“胜己之友”，实际上就是在追求自我的超越。
李贽如果甘心做一拘小吏，案牍劳形，为米折腰，他的个性和才情将被永远压抑；而主张个性解放、“满街人都是圣人”的心学，给了他一个释放的窗口。心学的昌盛，是精神决定交往的典型，阳明后学的著名学者，如王艮、王襞父子，都是庶民身份，但其道友和学生，却多高官名宦。当李贽由卑官俗吏变成学问家，他的朋友圈马上崭然大变——思想的磨砺和交流，是李贽联系友朋的纽带。
三
李贽不仅学问杂，做学问的路数也怪，如读史重在“辩冤”。他说：“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辩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读史如此，在世界观上，他更是“与百千万人作对敌”。这就决定了，李贽一生所发“奇论”，必然引起极大非议。他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异端观点”，就是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孔子早在春秋时就死了，后世纷繁，远迈前代，孔子怎么可能事事皆定出个“是非”？所谓“孔子之是非”，实为两千年来“圣人”门徒之是非，也就是历代“钦定”的价值观；孔子不过是个权威的标签罢了。李贽既无视孔子这块牌子，他又抱定一个“辩雪”的目的，则一切议论发乎己见，“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难怪人们把他当异端了。
李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与人交谈，能让谈者顿忘彼我。汤显祖年轻时曾听他讲学，多年后仍称羡道：“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云南的老上司顾养谦也说：“每与先生谈，辄夜分不忍去。”李贽的好友焦竑、耿定理，也都是因一次接谈，遂订终身之交。试想，李贽若无“异”处——异于常人之谈吐见识，何以令这些名人为之倾盖？
李贽在五十岁时，离开南京，赴云南姚安知府任，他说此行“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已届半百的他，毕竟还有妻女家事的拖累。临行前，他与好友耿定理订约，待三年任满，即辞官来会，切磋学问，“同登彼岸”。
三年后，他果应约来到湖广黄安。此刻他“双亲归土，弟妹七人婚嫁各毕”，家庭义务略尽，浑身轻松，从此在黄安、麻城两地寄顿，生活了约二十年。明代晚期，鄂东人才辈出，著名的黄安三耿、公安三袁，都与李贽有着密切的关系。福建泉州是李贽的生身之地，黄、麻才是他的精神家园。
自到黄安托庇于耿氏，李贽从此主要依靠朋友接济为生。由于不再为生计奔劳，每日“唯有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从五十六岁至今七十四岁，日日如是而已”，进入了著述的高峰期。
四
可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平静。耿定理去世后，李贽与其兄长、大官僚兼学者耿定向（仕至户部尚书）矛盾激化。耿视李为“末学之狂诞”，李则坚决捍卫思想“异端”的权利。与心学关系颇深的耿定向，是李贽朋友圈里地位最高，也是第一个变友为敌的，他们的论战成为影响李贽后半生的一条主线。
晚明风气虽然开放，但权力对思想者的禁锢和伤害还是极容易的，张居正当权时，厌恶讲学，心学学者何心隐之死（耿定向斥之为“癫狂”），就是证明。寄食的李贽，却与“东道主”展开激烈的论争，这使他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夫人黄氏坚决要求回泉州老家，李贽送走妻子，自己留下来，一个人“战斗”。次年老妻去世，他干脆削发逃禅，成为一个僧服吃荤的异人。
李、耿矛盾公开后，李贽被迫移居麻城，他的“朋友圈”也被搅乱了。
好比兼为李贽挚交与耿氏得意门生的焦竑，自师友相攻，他与李贽虽书鸿不断，李贽的多部著作也由他帮忙在南京刊刻，但他开始刻意与之保持距离。李贽深感处境困难，曾想去南京投靠他，因焦竑穷困，无法成行。不想焦竑在万历十七年中了状元，李贽马上去信，希望去北京找他。可焦竑竟托人带话说，“日夜无闲空”，加以拒绝。恰好这时顾养谦任南京户部侍郎，邀李贽去他焦山（属镇江）的幕中，焦山离南京很近，而耿定向正在南京做都御史——“四方南北可耳”，唯南京不可去。
想去的不能去，能去的去不得，这位思想的自由者，躯体却如此不自由！有意思的是，清修《明史》为耿定向立传，附李贽小传于后，这两位论敌竟只好在同一卷史传里永世为邻！
这时的李贽，他的著述（如《藏书》《焚书》等）与评点的小说戏曲（如《水浒》《西厢》等），以其犀利的笔法、独步的见识，广为传布，声名大噪，但他本人却在麻城陷入泥淖，许多人诽谤他，污蔑他，意图驱逐他。这可真是祸逐名起！
公安三袁兄弟（宗道、宏道、中道）对李贽仰慕已久，可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狂悖”的流言，虽然近在咫尺，却也不敢骤见。直到万历十八年才在武昌相会，一见之下，彼此相契大欢，李贽对这三位小他三十多岁的晚辈大加期许。后来“三袁”成为明代文学史上的标杆性人物，他们崇尚的“性灵”，是李贽“童心说”的实践，使文坛复古之风在明末有了一个重要的转向。
为了让老师暂避不利的环境，袁宏道亲自陪李贽到武昌散心，住在郊外的洪山寺。在这里，一个慕名已久的官员，鼓起勇气来访，他就是时任湖广布政使的刘东星。经过交谈，刘东星确知李贽“果有道者，虽弃发，盖有为者”。以“治河”闻名的刘东星后来仕至工部尚书，他虽然称不上李贽的保护者，但每当李贽处境艰难时，他都会将其接到身边，以暂憩其羽毛。
五
李贽终于在麻城立不住脚了，有人偷偷放一把火，把他居住的芝佛寺烧成灰烬。李贽被迫离开他的第二故乡，辗转迁徙，如丧家之犬。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才被另一个仰慕者、前御史马经纶接到北京通州居住。
这个选择是错误的，第二年，李贽竟死在京狱之中。
北京是明王朝的“首善”之都，道学家们对这个异端的到来如临大敌，不久，一道“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劾疏奏上，随即一道拿人的圣旨刷下，七十三岁老翁就被下了诏狱。在禁锢李贽的身体后，又对他的作品予以禁毁。马经纶为此自责不已，不顾家人阻挡，坚决陪李贽入京就狱。
穷途末路的李贽，忍不住凄怆和悲哀，在狱中自刎而死！
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狼狈流离，他的朋友们，有的故去，有的“半路绝交”，也有人渐行渐远，貌合神离，比如焦竑，在高中后就很有一些状元傲气，他在耿定向死后，甚至借写墓志，对曾“笃信”的李贽进行了不点名的严厉批评。谁能想到，他笔下那“无忌惮亦已甚”的狷狂异端，他亦曾许之为“可坐圣门第二席”？
就是亦友亦弟子的三袁，对李贽也并非没有保留。李贽死后，袁中道作《李温陵传》，就说“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不愿学者，如细行不修、好刚使气、任情适口等，都是对李贽的批评。
李贽是孤独的，他晚年自称“老苦”，老而苦于无友也；这对“以友朋为性命”的他，是最大的痛苦。当他被诬入狱后，“相知者率阴拱而不肯援”（包括说这句话的焦竑本人）。李贽难道不是因伤心无侣而死的吗？
李贽被捕后，锦衣卫建议将他押解回原籍。然而几十年来，李贽周行南北，唯独不愿回乡，因为家乡泉州是程朱理学的堡垒，那里绝不会欢迎他这个有名的异端。与其老境复入精神囹圄，还不如一死来个痛快！
李贽不是死于他的理想（即所谓“殉道”），他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他是以死抗争，以死做个样儿，给“不悦”他的世俗看。
在他死后，焦竑深感愧疚，亲自为亡友题写了墓碑。
多年以后，来自麻城的刘侗撰写《帝京景物略》，特地将通州“李卓吾墓”作为北京一景写进去。李贽在此孤独长眠，后世纷纭，声价忽昂忽低（从“小人”到“斗士”），与他有何关系？然而凡言及明代思想，不能不提到李贽，卓吾先生当可放言说：吾，不孤也！
作者系三峡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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