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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黄宗羲说，朱熹一生能和他切磋得力的，只有东莱、象山、南轩几个人而已。古人不喜欢直呼其名，爱称籍贯、字、号，甚至是讲过课的书院名字，显得自己对这些人十分熟悉与亲密。
东莱、象山、南轩分别指的是吕祖谦（出身东莱吕氏）、陆九渊（曾讲学于象山书院）和张栻（号南轩）。而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三人，因为一次著名的文化事件而组团出道——鹅湖之会。
先说说这三个人之间的渊源。
朱熹和吕祖谦都算是南宋学者胡宪的门生，但只是同门而没有同学，而且吕祖谦在胡门的时间只有几个月而已。他们真正的交集开始于福州，当时朱熹去给另一位老师李侗奔丧，吕祖谦那会儿在福州拜林之奇为师，于是就这么相识了，此后书信往来频繁，彼此论学，成为莫逆。
孝宗乾道八年（1172），34岁的陆九渊考中进士，主考官正好是吕祖谦。吕老师读到陆九渊的试卷，击节赞叹，撂下话“此人断不可失也”。从此，陆九渊和吕祖谦成为知己。
都是吕祖谦的好朋友，但朱熹和陆九渊走的是两条截然相反的学术道路，理学和心学，在那个年代是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但吕东莱秉承山东人以和为贵的门第家风，十分愿意做一个居中调停的人，特别热心地要帮朱陆安排一次和谈——事实证明，很多时候和谈可能变成“掐架”。
孝宗乾道九年（1173），吕祖谦给朱熹去了一封信，信中说：“抚州士人陆九龄、子寿，笃实孝友，兄弟皆有立。旧所学稍偏，近过此相聚累日，亦甚有问道四方之意。”从这封信上看，是陆九渊比较主动，毕竟是晚辈，希望向朱熹请教。然而，真见面了，朱熹发现，后浪是想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到福建寒泉精舍拜访朱熹，两人又一同到了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县）的鹅湖寺。天时、地利都齐了，于是，吕祖谦又约了陆九渊和陆九龄兄弟。理学与心学的交相辉映——或者说“掐架”，就在鹅湖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发生了。
这一年，朱熹46岁，陆九渊37岁，吕祖谦39岁。此后，鹅湖牢牢竖立起了中国哲学的一个地标，鹅湖寺也成了鹅湖书院。鹅湖书院自南宋到清代，800多年，几次兵毁，又几次重建。如今风貌依旧，格局完整，是书院实物遗存中少有的得以完整原貌保存的。只是，鹅湖之会的盛况，已成绝响。
中国古代书院的主要功能和现在的大学相似，教学和研究两手抓。其中，教学可分为个别教学和集体教学，前者是老师与学生个人交流，属于精品小班课；后者则是大班课，又分讲会和会讲两种。
讲会通常是一位老师在堂上讲，学生在堂下听，会讲则往往是两位或两位以上老师一起讲。由于老师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很可能发生激烈的辩论，围观学生更加喜闻乐见。于是，这些历史故事也更容易流传史册——鹅湖之会不仅开书院会讲之先河，还是吵得最凶的一次，几无可比肩者。
照理双方都是成名已久的大师，吕祖谦的本意是让大家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学术，求同存异。但没想到，大师的脾气也很大，朱陆火力全开，连表面的客气话都没有，各说各话，争论不休，同没求成，异倒是越存越多，乃至最终不欢而散，搞得作为“中介”的吕祖谦也只能笑而不语。
鹅湖之会结束后，气还没消的朱熹经常在小本本上写评语，说陆九渊太过自信，格局狭隘。而且这次交锋对朱熹的思想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对这次会讲的详细记录，他都没有收录在《朱子文集》《语录》之内，只能在陆九渊的《年谱》《语录》中查到。
有一位研究宋代思想史的美国学者认为，“鹅湖之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吕祖谦没有调解成功，因此是一次失败的学术聚会”。但中国人的传统，并非着眼于一时的输赢，两种不同思想的论辩，让中国人的思维面积起码扩大了一倍。
鹅湖之会给三方带来的学术影响都是丰厚的——是的，是三方，吕祖谦并不是一个只会给双方安排交通食宿的“中介”，而是一个有主见的学术参与者。
在朱陆辩论之前，吕祖谦其实是站在朱熹这边的，约二陆兄弟，是想帮助朱熹劝说他们放弃心学，归附理学。可辩论一开始，他很快就变了态度，既没有帮朱队友对二陆发难，也没有像和事佬一样调停，而是“甚有虚心相听之意”。
吕祖谦是朱熹的“师弟”，陆九渊的长辈，但没有一丝唯诺或居高临下。他批评朱熹过于较真，认为“争较是非，不如敛藏收养”。而对二陆，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抵陆子静病在看人不看理”——你们俩就是对朱熹有成见，而非绝对反对他的学说。
春风化雨的吕祖谦，让朱陆双方在事后都一再表示，自己在鹅湖之会中的偏激态度是不对的，但你的思想我也是不接受的。
不过，虽然在学术上不相为谋，但朱陆之间的私交并无嫌隙，真是学术的归学术、友谊的归友谊，作出了君子之交的典范。
鹅湖之会后的第六年，淳熙八年（1181）春天，陆九龄病故，陆九渊请朱熹替兄长写墓志铭，到南康（朱熹时任南康太守，今江西九江境内）拜访。两人一同泛舟湖上，历史没有记载聊了什么，想必是风花雪月，并无纷争。
朱熹还请“持不同学见者”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席。当陆九渊讲到《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朱熹大为感动，说：“我应当和学生们一同恪守，不忘陆先生的训诫（熹当与诸生共守, 以无忘陆先生之训）。”朱熹还请陆九渊把他的讲词写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义》，并亲自作跋。
光宗绍熙三年（1193），陆九渊去世，朱熹闻噩耗，率领门下弟子到寺院设灵位祭奠，哭得肝肠寸断——但不知为何没写祭文。
在中国哲学的编年史上，朱熹和陆九渊都是当时的儒学巨擘。他们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学术主见，学养深厚；另一方面，前辈并不以位分之尊强迫年轻人改弦更张，而是充分尊重其学术自由，兼有提携之意；更可贵的是，尽管互为“学敌”，却彼此欣赏，私交甚笃，演绎了坦坦荡荡的君子之度和儒者风范。
然而，我们今天之所以不忘鹅湖之会，更在于朱陆的风范和实践，在稷下学宫之后，又一次开启我国民间思想的共和景象：理学心学，中国思想史上空，双虹辉映，余脉千年。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