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尽管已经走到第四个年头，但落户中国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似乎没有显露出丝毫的疲软，门口依旧是车水马龙万头攒动，会场内也是门庭若市。最新出炉的数据显示，连续5天下来，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参会参展客流累计达28.2万人次——火爆程度堪比小长假的热门景点。
查尔斯·达尔文曾在他的进化学说中提到：未来能够生存下来的，或许不是最强、最聪明的，而是能够适应环境并愿为之而改变的。如今100多年过去，人潮从四面八方奔流而入，追逐着机器人这个变革极为活跃的科技领域，一个缘由就是生怕错过这趟开往未来的时空列车，至少看一眼“属于未来的样子”。
正在经历这场变革的人们，对于机器人，也不再满足于“人机大战”中是机器赢还是人类赢，抑或是机器人“威胁论”等颇具煽动性的话题，而更愿意追问当今最为活跃的投资者和最富有想象力的人正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机器人世界？颇被看好的工业和服务两大领域的机器人现状又是如何？以及浩浩荡荡的机器人大潮之中，正在冲刺创新型国家的中国究竟需要补哪些课？
为此，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蹲守大会对此进行了调查。
中国能否走出“四大家族”的封锁圈？
“太快了！”
造访中国后，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最为惊讶的，就是机器人市场兴起速度之快：纵观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从2011年到2016年复合增长率达12%，主要应用行业是汽车和电子制造业，而主要使用地区，就是中国。
此次大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明确提到，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占全球市场份额约1/3，已连续6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应用市场。热闹背后，人们不禁追问，份额最多，但国产化机器人占比如何；市场最大，但利润如何——换言之，在这个“最大”的市场中，究竟谁是赢家？
或许可以从两组数据中看出一些端倪。一组来自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在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外资机器人占70%以上市场份额，而在国内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国产机器人市场份额却比上一年“缩水”5.9%——这表明，外资机器人正加速占领中国市场。
另一组数据是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价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王田苗注意到，从去年年底开始，原本售卖30万元一台的国产工业机器人，在今年上半年已经降至12万到15万元一台，甚至有的厂商直接卖到两万元一台，只是别人的零头。他隐约感到，这就是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价格战”。
“低价之后是否伴随‘低质’扰乱市场？”王田苗问。一方面，销售自家国产机器人时，陷入低价、低质的价格战，“卖什么，什么便宜”；另一方面，引进国外技术时，对方抬高价格，“买什么，什么贵”，这种“内忧外患”的乱象令人担忧。
王田苗说，低价甚至低质的机器人之所以在我国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说到底，还是“核心技术不行”，工业制造水平整体还处于中低端——花被盖鸡笼，外面好看里头空。
细究起来，真正制约工业机器人的技术瓶颈，主要是控制器、伺服电机、减速机三大核心零部件，这些可以占到一台机器人成本的70%。国投创新董事总经理王世海在大会期间告诉记者，“对企业来说，这些核心技术不突破，就谈不上赢利！”
鲜为外界所知的是，这些核心技术基本都掌握在瑞士ABB、德国库卡、日本发那科和安川电机等机器人领域的“四大家族”手中。王世海说，即便是看似庞然大物的机械臂，也潜藏着运动精度、速度、周期时间“分毫不差”的技术奥秘，这恰恰是“四大家族”中ABB的优势。
相比之下，国产工业机器人亟待走出低水平重复的局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赵杰说，从1到10、从10到100，我们能做得很好，但谈及从0到1的原创，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这些课必须要补，一旦失去核心技术创新，引领作用被替代，竞争者可能趁虚而入”。
一些机器人和豆浆机没有本质区别？
相比于工业机器人领域厮杀争斗的血雨腥风，服务机器人给人的感觉，可能更像是遍地开花、争艳斗芳：不管是垃圾分拣、雕玉刻石，还是养老助残、导医导诊，新的应用场景和模式层出不穷，置身于大会现场，“家家都有机器人”的梦想似乎触手可及。
早在10多年前，人们谈起服务机器人便会问道：何时走入寻常百姓家，如今再来审视周遭，可能要感慨人类社会无处不有的机器人身影——尽管，它们的样子看上去还只是个“机器”，而非“人形”。
作为大会主论坛的受邀嘉宾，明势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明明谈及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一旦提及服务机器人，公众总会先想到“人形”，然而这个领域的投资者，却很忌讳这一点，“如有创业团队在他们的商业计划书里提及‘人形’机器人，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项目，不必看了！”
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人形”机器人有着天然的高预期，电影动漫等艺术作品不断影响刺激人们，养成一种潜移默化的认识：人形机器人“无比强大、无比智能”。但现实中，即便机器是“人形”，其基本功能也十分单一，“要么是说几句话，扮演一个类似智能语音助手Siri的角色，要么是端个盘子，仅能担负一个托盘的重量，总之怎么看、怎么用都不像一个‘人’！”黄明明说。
也因此，现实世界中资本和市场追逐的，往往还是“性价比高”的扫地机器人，商家们围绕“扫地”“墩地”“除尘”等这些看似简单却是家庭生活必须的功能，绞尽脑汁不断翻新花样。
正如王田苗在大会现场所感受到的那样：商家们“秀”出来的机器人“同质化十分严重”，五六个展位过去，好不容易蹦出一个“抢眼的”，细问却发现只是概念化产品，落地人间遥遥不可期。留下的，还只是“扫地机器人”一枝独秀。
这也暴露出一个深层次问题，即服务机器人整体技术的“不成熟”。王世海说，从技术层面来说，扫地机器人和早些年间火爆一时的豆浆机比起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加入了激光感知，以及一些新的算法，可以规划重复清扫的路径。但和人们对于机器‘人’——即人工智能的期许还有很大差距”。
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工业信息期刊总主编、台湾大学讲座教授罗仁权亦有同感：近两年服务型机器人的发展十分迅速，包括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在内的新兴技术似乎都在不断和机器人生产相结合，带来巨大商机。
然而，这些服务机器人的“生老病死”，依赖的仍是人类大脑贡献的编程：接受代码，被动完成任务，“与人类没有‘实质性的’互动，一旦有外力介入将无法‘主动地’响应”。罗仁权希望，未来能够诞生一些能与人们良性互动，自主适应复杂环境的“高智商的机器人”——即便不是人形，也堪称真正的机器人。
机器人取代的只是劳动力而非人？
仅从眼下来看，机器人相比人类的最大优势，可能还是体力上的。大会上，诸如“三头六臂”的智能协作机器人、主刀外科手术的手术机器人、制作奶茶的全自动饮品机器，等等，似乎在告诉来访者这个世界离开了人依然可以很好地运转。
这也是黄明明进军机器人领域的最大理由。几年前，当世界机器人大会还不曾在中国举办，机器人还不像如今这样火爆之时，他和他的资本团队就已经闯进了这个彼时还是冷门的领域，判断依据就是：人口红利渐渐消失，“机器换人”是大势所趋。
他常年接触制造业，几乎跑遍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企业，企业老板出奇一致地告诉他，每年最痛苦的，就是招人难。一个专注智能电动踏板车的老板，曾到常州一家餐馆吃饭，上菜的小姑娘看着有些文化，这位老板便问她，“餐馆一月付你多少钱，我加你500块钱，明天来我的工厂报到！”
与招人难相应的是，工业机器人的“缺位”——不是太热，太多，而是太少。
今年4月，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一项研究报告，其中分析计算了2016年制造业中每1万名员工的工业机器人密度：全球平均密度为每1万名员工拥有74台工业机器人，欧洲为99台，美洲为84台，亚洲为63台。就国家而言，新加坡位居首位，为488台，其次是德国309台，日本303台，美国189台，中国68台。黄明明说，对比来看，我们的机器换人还远远不够，提高机器人化水平的潜力巨大。
事实上，对于很多一线科技企业，“机器换人”早已不再是个讨论的话题，而是“正在进行时的运动”。
这就不可避免要说到“抢饭碗”问题。罗仁权说，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失业潮。如今机器人的出现和发展，会代替人类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这部分人的确会面临失业的风险，但也会倒逼他们去做一些更富有创造性、更高级的工作。
“的确要意识到，目前‘机器换人’取代的还只是劳动力，而不是人！”曲道奎说，眼下机器更多的是对“人类肌肉力量”“低技能工作”的替代，是辅助人类社会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的工具，而非对人“智能”的替代。
语音智能机器人近些年频频走进人们的视线，不过，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说，现在的机器人通过海量数据学习，翻译、下棋等技能可以超过90%的专业人士，但自主推理能力却连6岁的孩子都不如。
于是，极客们选择继续疯狂投入、推动机器人的技术发展，希望机器具备理解、思考、学习和决策的能力——但这似乎也不意味着机器对人类“智能”的替代。
“强人工智能”出现再讨论伦理问题，晚矣？
事实上，技术的发展无外乎一种根本动力——人性。比如懒，懒得扫地，于是造出机器人代劳；比如贪，想要生命不息，于是发明抗生素；比如好奇心，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于是造出火箭来飞向太空。如今，拥有这么多复杂人性的人类，使出浑身解数想要造出像我们自身一样具有智能甚至具有人格的物种——机器人，伦理问题首当其冲。
著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大定律，首要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机器人大会上公开表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一问题还难以形成共识，机器人很可能引发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重塑，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依然面临着现实技术瓶颈和潜在伦理道德隐患的双重挑战。
当然仅从当下来看，这个问题似乎还不够突出，毕竟，以围棋高手“阿尔法狗”、医疗机器人“沃森”和智能伴侣“小冰”等为代表的机器人，仍属于“弱人工智能”，离真正的智能主体还比较远。但假以时日，未来一旦“强人工智能”出现，并深度介入人类事务，再去讨论人类如何与之相处的问题，就已晚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段伟文说，让机器符合人类道德规范，学界大体有3种设想：一是自上而下，即在智能体中预设一套伦理规范，如自动驾驶汽车，应将撞车对他人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二是自下而上，即机器通过数据驱动，学习人类的伦理德道规范；三是人机交互，即让智能体用自然语言解释其决策，使人类能把握其复杂的逻辑并及时纠正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他看来，目前仍没有一套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普遍原则，因此可以从应用实例出发，找到价值冲突点，讨论需要作哪些伦理考虑。比如，医疗外科手术机器人出现意外怎样处置、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怎么界定责任，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也许今天的机器人研发者、生产者、使用者可以一笑了之，但他们的下一代——今天的青少年，未来社会的主人却很可能要独自应对。站在时间长河之外来看待这些，就不会觉得太过遥远。
在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来访者之中就有不少孩子，他们喜欢的机器人，家长会当作玩具一样买回家，送给他们“玩”。但当这些与儿童对答、陪孩子玩耍的“玩具”不断走进家庭，孩子们倾注的情感会越来越多，甚至与之产生情感依赖，家长们该怎么办——“像扔掉其他玩具那样，一扔了之？”
机器人的“伦理问题”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