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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末两部出色的国产电影，《快把我哥带走》和《大三儿》，应当连着一起看。
一部是由漫画改编的虚构故事，一部是用纪录片承载的非虚构影像。本身从叙事手法到诉说主题都并无交集，但它们彼此相通的内在联系，观众不难发现，且愈品愈醇。
借用知名编剧、影评人史航总结的概念，《快把我哥带走》和《大三儿》都可以称之为“手足电影”。《快把我哥带走》，是基因注定的“手足”；《大三儿》，是血缘以外的“手足”。
“手足电影”无疑是不太常见的一束光，骤然扫向大众忽视的精神面：如果我们的成长不曾是一座汪洋里的孤岛，如果有幸获得“手足”的陪伴，那是不是会得到这个世界多一点的温柔相待呢？
《快把我哥带走》展现原原本本就印刻在血脉里的“手足”关系。电影中彭昱畅和张子枫饰演的“时分”“时秒”兄妹组合，真实而淋漓地展现这一代年轻观众比较陌生的家庭情境。被血缘决定的手足，会因年轻时不成熟的成长阶段，人们有所抗拒、疏离，想走向自主渴求的社交圈，拥抱独立选择的人群。直至某个直面“得失”的瞬间，你才意识到恰是那位看不顺眼的手足，成就了这个家的安全感。
有人批评电影叙事夸张而分裂，“打着爱妹妹的旗号欺负她”，比如抢走妹妹最爱的烤肠——如此反驳的人大概从来都不懂得兄妹的含义。
作为独生子女的我，儿时很要好的玩伴就有一个亲哥哥，我因此全天候真切感受到何为“兄妹模式”——没什么悬念，的确出现 “时秒妹妹”一度头疼的景象。“能养一只熊猫”的富裕零花钱硬是掰成了“养两只狗”的寒碜，妹妹起床拉开冰箱，舍不得喝的冰可乐于夜里被哥哥偷喝一半；妹妹被妈妈勒令拉一下午小提琴，哥哥惬意咬着冰棍嘲笑她是“锯木头”； 哥哥“好心”辅导妹妹写作业，反而错误成篇害她隔日挨老师一顿猛训。
但与此同时，我又看到，这个小伙伴的每桩生活琐事，哥哥其实都会认真记着。例如哥哥会一边吐槽她的乌龟和青蛙又丑又臭，一边按时按点喂食；妹妹手做的风筝挂到了松树上，哥哥踩低爬高暴晒半天也要给取下来；兄妹俩遭遇过一场车祸，妹妹轻微擦伤，哥哥腿部骨折住院。爸爸咬牙买了昂贵的航母模型，摆在病房床头柜上。哥哥立即催促爸爸出去，陪妹妹到池塘试玩新模型，而不是闷在病房里照顾他。
长大以后，懂事以前，每个哥哥都曾是一个顽劣惹人厌的孩子，需要时间把他打磨成稳重的姿态。但即使在懵懂无知的任性年纪里，有件事总在潜意识中不会动摇：家中另一个女孩，永远是他最重要的妹妹。
除了兄妹情深，《快把我哥带走》还有一个发人深省之处，是激发我们思考“手足”之于现代家庭关系的影响。拥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显然更懂得照顾所有成员的感受，会更早学习分担父母的角色压力，以及家庭不稳定时期的潜在风险。
家庭内部结构如是，所指向的会是一个相对积极、温柔的结果——亲人之爱，不是强行附加或压迫的，而是如山泉般自然传递和渗透的，并能循环滋养整个家庭的土壤。即使当家庭变故的风雨袭来，手足习惯的互相助力与长期保持的平衡，都使每个孩子有底气勇敢面对，不会轻易自暴自弃。
而“手足电影”如《大三儿》，则是超越血缘的“手足”情分。这种“手足”，或许能为单薄的生命体增添一些新的平面，极大拓展了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广度。
《大三儿》主人公叫叶云，1970年出生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即现在的赤峰。身高1.1米的他，在当地一家铜业公司打扫卫生。家中姐弟四人，他在男孩子里排行老三，大家因而称呼他大三儿。大三儿的两个哥哥，先后因车祸去世。
除了好好上班、领着1300元人民币的月薪、雷打不动买福利彩票、和老父亲日日吃饭看电视，大三儿还想去西藏看珠峰。周围人知道大三儿进藏风险太大，身体吃不消，但谁也劝不住的。
最后陪大三儿了却进藏梦的，是两个数年交情的好哥们儿：资深驴友“阿皮”，和拍摄该片的导演佟晟嘉，3人自驾上路。还有一个哥们儿朱朱，通过电脑和手机“远程协助”那3个兄弟的漫漫自驾长途，顺带负责“婉转含蓄”地告诉大三儿父亲，其实他们要去的是西藏而不是四川。
大三儿的梦成了，好在他坚持了，更好在本来略显黯淡的生命剧本，始终站立着情同手足的哥们儿。
看完《大三儿》和导演佟晟嘉交流时，我说片中血缘以外的“手足情”真动人。佟晟嘉平静地回应，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可能和别人没关系，我们身边既有常年不联络的朋友，也有天天打电话的朋友，而他所做的，只是把大三儿和周围人产生的正常关系，如实放进去。
纪录片的最高境界，是让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一份血缘关系。
佟晟嘉引用观众的评价—— “这是三个男人互相骗的故事”，他深以为然。“阿皮一直在骗大三儿，说他身体挺好的，没事儿；大三儿骗我们说，他身体不难受，其实挺难受的；我就在骗他俩，我是要保持客观的，不会为之动容的，结果呢……”佟晟嘉说，什么叫兄弟？尽可能不给对方添麻烦，这才是最好的兄弟关系。
“这些关系特别珍贵，一个人生命中这些关系不会太多，那么几个，屈指可数。但即便我不拍纪录片，关系都存在，这本来就是大三儿世界里的一部分。因为它们足够日常，所以引起共鸣。”
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有很多条路径，个人主义的生存观念是其中一种，试图寻求个体能量的爆发极限，个体输出得越多，他人惊叹仰慕你的目光越诱人；还有一种活法，远远跳脱出了一颗心脏承受的荣辱悲欢——你的“唯一性”，是因为宇宙间其他生命的佐证，才获得存在的意义。
后者的力量，恰好折射在纪录片《大三儿》对“手足”的叙述上。
《快把我哥带走》和《大三儿》，从不同层面动情阐释了“手足”的现代含义。当下大银幕上的影像叙事，但凡日常的小溪流配以克制的情感，总能使现代人感动得难以言表，因为能唤醒那些尘封的“已得到”。可是这两部“手足电影”更为珍贵，因为它们更大程度上是让观众去叹惋“不可得”，以及“已失去”。
沈杰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