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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所仰望的浩瀚星空中，有3颗小行星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紧密相连。
1958年，中国科大诞生于北京玉泉路，生日是9月20日。2007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1996年9月20日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中国科大星”，为年将半百的中国科大送上一份生日祝福。
斗转星移，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大又将迎来六十甲子。国际小行星中心近日发布公告，将编号相邻的两颗小行星，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与“李佩星”。
一个是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两弹一星元勋”，一个是“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在天人永隔49年后，这对都曾执教于中国科大的伉俪，终于相逢在天际，化作“夜空中最浪漫的星”。
追溯历史会发现，当年这所瞄准“两弹一星”而建的大学，生来就与“星”结缘。
从攻克“两弹一星”，到发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再到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升空，一代代中国科大人始终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不畏艰难，勇闯科学高峰，将科技创新突破与国家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开创了科教报国的“群星闪耀时”。
生于忧患
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运而生。这所由开国元勋与杰出科学家联手打造的“新型理工大学”， “创办的目标非常明确而实际，就是为研制‘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曾这样解释。
时不我待，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中国科大创造了一项纪录，从开始筹办到成立，再到招生，仅用了4个月时间。
这所带着浓重红色情怀与深厚科学基因的大学一路“绿灯”前行。当时中央决定，将原中央党校在玉泉路的二部让给科大当校址，但之前这块校址已商定交给解放军工程兵设计院。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找到时任解放军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少将，对方表示：“保证在一周内搬家，绝不会耽误开学！”
就这样，赶在开学前，中国科大首届1634名新生终于有了落脚之地。1958年9月20日，初生的中国科大借着隔壁学校的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首任校长郭沫若用诗人特有的语调，向在场所有人发出最热情的呼唤：“我们的学校如果说像一张白纸，就请把她办成最新最美的学校吧！”
中国科大起初设置13个系，由中科院各研究所所长来担任系主任。尽管硬件设施很一般，但师资力量却“无与伦比”，堪称豪华：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系主任钱学森，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系主任华罗庚，生物物理系系主任贝时璋，化学物理系系主任郭永怀……
“他们亲自设计课程，出试题，安排实验。”1962级校友、中国科大教授刘祖平当年亲身感受到：这批科学大师在全力以赴、大展手脚地办一所一流大学。
不过，就在刘祖平对自己和母校的未来满怀憧憬之际，文革到来，学校停课。随后，中国科大被“战备疏散”到安徽合肥。
1970年，中国科大迁入合肥时，师资力量损失极大，教师流失约50%以上，实验仪器、固定资产损失2/3，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正教授寥寥无几，讲师也很少。
这段苍凉的校史让人刻骨铭心。中国科大人由此开始了二次创业，师生动手烧砖盖舍，搭建实验室，尽快恢复教学科研工作。不畏艰难、永不服输的中国科大精神，由此得到淬炼。
当时，为解师资燃眉之急，中国科大力排众议，举办“回炉班”，从64、65级科大毕业生中召回300多人，重点学习数理化，接受两年的专业培训后，他们充当学校教员，填充了学校的师资断档，也为后来形成以年轻人才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奠定了基础。
“回炉班”这一“无奈”的创举，反倒使得中国科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师资队伍保持了年轻的优势。
“文革”一结束，中国科大眼光向外，率先派出一大批教师出国培训、学习、合作研究。他们的科研能力快速提升，回校即开展前沿研究，与国际接轨。
另一方面，这所求贤若渴的大学不拘一格，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把散落八方的青年才俊召集麾下，一时间合肥成为知识分子潜心教学科研的港湾。
刘祖平就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儿”。1977年，他从东北一家农机厂调入中国科大。后来被派往国外学习，回国后参与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二期工程。
以生为本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国科大的春天也来了。
作为创新的产物，中国科大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进行到底：首创少年班，创办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试点“4-2-3（学士-硕士-博士）分流培养”，推行学分制……
“中国科大改革的实验田”——少年班与改革开放同岁，坚持办学40年，少年班学院共毕业4140人，出了5位院士（包括海外院士）。其中约90%的毕业生进入国内外教育科研机构继续深造，目前在国内外著名大学担任教职的校友据不完全统计超过210人。
“少年班不急躁、不攀比，因材施教，一办就是40年，始终探索教育人才新模式。”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院长陈旸认为，少年班的改革，体现了“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为学生提供自由发展、自主学习的空间，帮助他们发挥最大潜能，建立学术自信。
2002年起，“自由选择专业”不再是少年班学生的“特权”，而是面向全校本科生。经过多年探索总结，从2012年起，中国科大真正实现了本科生“100%自主选择专业”。
改革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在1978年考入中国科大的副校长陈初升看来，当年钱学森、严济慈等科学大师在创办这所学校之初，就在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方案上定下了高标准、严规矩，它们已经转化成一种特有的文化，根植师生心中。
中国科大倾尽教学资源，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利，但对学习本身提出更严的要求。
众所周知，这所理工见长的学校向来强调学生的数理基础，全校本科生，包括原来外语系学生在内，都要学习大学数学、大学物理，课程难度和所占学分比重往往令外校人“生畏”，这也印证了流传至今的“不要命的上科大”并非虚传。
这种“严格”确保了人才培养的高质量——该校平均每1000名本科毕业生中就产生1名院士以及700多名硕士、博士。
“以生为本”的另一种解读是——宽严相济。
中国科大对待自己的学生向来如此，她可以为学生装暖气、安空调、宿舍配热水，但是至今没让本科生宿舍接通网线，生怕学生上网影响学习和休息。
中国科大教务处长周丛照教授有一个“梯度理论”：大学教育既要让拔尖的学生打破天花板，又要保证“基本面”，让后面的学生全都能够跟上，从而形成人才培养的“梯度”。
该校教务处特意开发出“基于大数据的全过程精细化管理”系统，实现了“教、学、管”的联动。学生助教录入每个学生的上课情况、测验成绩等，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出存在问题的学生，班主任及时跟进管理，确保了后进学生不掉队。
时至今日，在中国科大，知名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校领导也不例外。
“一个校领导凌晨4点出差返回合肥，早上7点50分准时出现在教室，他觉得去调课是不光彩的。”在周丛照看来，全校上下都形成了默契，给学生上课是“天大”的事，“因为上课，可以中断学校的行政会议，立马返回教室”。
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认为，每一所名校的形成和发展，都自有其“门道”，这种门道既有形地反映在学校的章程和各种规章制度中，也往往无形地体现在学校的日常工作和校园环境中，体现在师生校友的言行举止中，渗透在学校的各个方面。
在他看来，中国科大的门道就是返璞归真，回归大学的本源——“读书就是读书，育人就是育人，科研就是科研”。
崇尚学术
在中国科大，行政躬身服务学术，已成共识。确保教师有充足的精力投身教学与科研，无疑是其终极目标。
中国科大人力资源部部长褚家如，也是一名中科院的学者。自从走上了行政岗位，褚家如就明确了自己的定位：教师的“服务员”。
“在科大，学生可以直接敲开教授的门，老师同样也可以直接敲开校领导的门，行政部门就更不用说了。”他说。
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材料学家陈初升曾经因为课程设置的事情与一位教授产生争论，对方根本没有把这位校领导“当领导”。直到陈初升提醒对方，“我也是个教授”时，双方才心平气和地谈下去。
“这种较真，源自学者对自然科学真理的追求，也体现了科大一贯的平等精神。”陈初升说。
地空学院教授沈延安当年初来乍到，顾不上新房的装修，校人才办和后勤部门专门提供了一份装修菜单，由他选择装修项目，学校负责找来工人进行施工。
“相对北上广，合肥并不占地缘优势，我们开出的条件也不是最为优厚，但靠着满腔真诚与人文关怀，吸引了一批渴望安心做学问的高层次人才。”褚家如感慨。
中国科大目前拥有各类高层次人才 402人，占固定岗教师总数 31.8%；“四青”人才204人，约占高层次人才的50.7%，其中“青千”高达140人。
科研成果不是学校用“鞭子”赶出来的，科研有其内在的规律。尊重规律，才能尊重学术。
为了提供一个“不受干扰”的学术环境，中国科大对高层次人才实施“柔性考核”，通过“学术交流会议”，对科研人员3-5年的阶段性工作进行总结，体现了对科学研究的尊重。
在这场校内规模最大的学术盛会上，校学术委员会成员统统坐在台下，不管“千人”“杰青”还是“青千”，都要上台陈述自己的工作进展，来人都可以旁听，甚至可以“现场发难”，并对陈述人现场打分。
“如果科研做得不好，怎么能在台上站得住？出于教授的自尊，相信没有人会懈怠。”中国科大科研部副部长朱霁平说，不同学科的学者因此进行横向交流，同时校学术委员会直接了解青年人才的科研进展和真实诉求。
作为首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黄方回国的第一年，课题组没有一篇学术论文“开张”，但他并没有因此乱了方寸。“心里并不慌张，我一直在认真工作，出成绩是迟早的事情。”
后来，他和地球物理专业的吴忠庆教授合作，开展量子化学计算同位素分馏系数的工作，很快就在交叉学科方向打开局面，几年来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论文。
创新报国
对中国科大的很多毕业生来说，对校歌——《永恒的东风》的熟稔程度，仅次于国歌。校友聚会，不管届别相隔几代，一旦校歌的节奏响起，所有人立马投入合唱中。
中国科大的校歌与校训，尽管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记，但至今不改。仿佛一直在提醒着后人：“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在中国科大校长包信和院士看来，把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永远放在心上的报国之情，在任何困难条件下永不服输的自强精神，尊崇学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60年来深深地镌刻在一代代科大人的心中，已经成为中国科大人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科大培养了30多位科技将军，以及一批国防事业的中坚骨干。据统计，近十年来，中国科大向西南大山深处的“核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输送了近300名优秀毕业生，其中包括不少博士。
而在学术界，近年来中国科大人学成归来，创新报国，更是呈蔚然之势。
2006年的圣诞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执教的赵政国收到了中国科大物理学院时任执行院长刘万东的一封信，希望他重振导师梅镇岳先生亲手创办的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专业。在不少77级同学眼里，“他迟早还是要回来的。”
赵政国院士至今还记得那个“纠结”的下午，是在一杯接一杯的咖啡中度过的。傍晚时分，他一拍桌子，作出了人生中最重的决定——回国！他放弃了在密歇根大学的教职，迫不及待地与夫人处理掉别墅，为此亏损了10万美元。
短短几年时间，赵政国在中国科大高能物理领域带出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人才队伍，参与国际前沿科研工作，为疑似“上帝粒子”的发现作出了直接贡献。
2008年，潘建伟带领在德国的团队整体回归中国科大，在他的召唤下，分布海外的年轻人也相继回国，以陈宇翱、陆朝阳、张强、赵博等为代表的青年学者组成了世界一流的科研团队。他们取得了广域量子通信和光学量子信息处理等领域的系统性关键突破，并将量子保密通信技术真正带入实际应用。今年7月团队再次刷新世界纪录，首次实现18个量子比特纠缠。
70后院士潘建伟曾经感慨道，“科学研究不仅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他的弟子、80后学者陆朝阳说，“这个时代需要仰望星空的年轻人，我们应当勇于担当，甘于坚守。”
2017年，陆朝阳获得欧洲物理学会颁发的“菲涅尔奖”，此前，他的导师潘建伟和同门陈宇翱也曾获得该奖项，师生三人先后获此殊荣，史无前例。
陆朝阳的手机里至今保存着导师潘建伟发来的一条短信：“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早日归来，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那一天，潘建伟在北京参观完“复兴之路”主题展后，心情无比激动，立马给大洋彼岸的学生们分别发去同样的短信。
如今，位于中国科大上海研究院量子工程中心一楼大厅的显著位置，铭刻着中科大近代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赵忠尧在《我的回忆》一文中的一段话：“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困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磊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