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移民群体，农民工得到了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广泛聚焦；但囿于各自学科视野的局限，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传播实践和媒介体验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在此情形下，《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郑欣著，2018年7月。以下简称《进城》）一书的出版可谓应时而生。
《进城》一书凡14章，46万余言，围绕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实践来展开，从最初心理认知方面如城市想象和身份认同的萌芽，到思想观念领域如就业观和人生观的逐渐变化，到人际交往、信息接触和学习充电等生活能力方面的升级，再到与城市居民趋近的现代性意识的觉醒，一直到群体独特文化如消费形态、闲暇生活的孕育，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全景式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图景。《进城》的观景之窗是传播学视野的，这与“媒介化社会”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好处于第四次传播革命的前夜，随后的20年，以互联网、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并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城市传播环境也得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透过“媒介”这扇窗，《进城》使我们得以管窥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如何受到媒介或显或隐的影响，在这一群体的城市生存体验里，媒介参与、引导、塑造、调整甚至改变着他们的行动逻辑和适应实践。
郑欣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立足于民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从工作场所、居住地点、娱乐空间到虚拟网络世界，深入到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前后历时5年的田野调查，获取了500多个深访个案。由此，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同时也是矛盾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形象，他们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有继承，但也有属于自己这一代的“新生”；他们有依然处于弱势的一面，然而也开始有许多无法归类到“弱”的一面；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城市认知、生活方式、人生规划和群体文化，他们远非一个同质性的“农民工”标签所能概括。通过倾听这些来自“底层的声音”，我们从这一群体身上出现的频繁跳槽、创业梦、模仿式消费、先锋亚文化等事物，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为自我而活”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他们也不再是那些外界想象和他者话语中的、在社会结构限定中无法动弹的单薄形象。正是采取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来加以观察，《进城》才得以“接地气”，进而实现自身的人文关怀。
当然，《进城》的“栩栩如生”并非意味着只是单纯地“讲故事”，它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其实一直紧扣着相应的理论关怀，并试图去捕捉其中的“传播的微光”，那些被“传播的微光”照亮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城市适应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如何加以理解、认知、感受和体验的，成为《进城》讲述和分析的重点。在大量鲜活生动的深描个案基础上，《进城》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想象力的本土化概念，如“媒介即资本”“媒介化体验”“消费式融入”等，并赋予了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论断以新的内涵。这些概念一方面从传播之维弥补了社会理论缺失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经验对西方理论提出了修正，尽管在阐释上或可有再斟酌的空间，但背后体现出来的尝试进行“地方经验”和“全球理论”对话的努力，却不容忽视。
正因为敏感地洞察到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各生活领域中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城》撇开了常见的学科切入视角，独辟蹊径地发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实践中媒介扮演了何等角色”这一传播学之问。《进城》这种从媒介出发、最终落脚于社会的传播社会学研究路径，一方面在社会科学研究里突出了“传播的在场”；另一方面，又在传播学研究里实现了“社会的回归”，它让我们意识到，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人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人，同时也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人。作为城市新移民，在城乡转换带来的传播环境剧变的情形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注定与媒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正是因为有了传播学的观照，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学术拼图才更为完整。
张波（传播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