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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白鹿洞书院被称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始建于南唐，毁于战火，南宋朱熹经多方努力重建，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摇篮。朱熹亲自撰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直为后世效仿，甚至流传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带，使白鹿洞书院享誉海外。
如今白鹿洞书院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但那条最富哲理、也最富诗意的溪流——贯道溪仍在不舍昼夜地流淌，我们漫步在贯道溪旁，如果有足够悟性，肯定能看到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等中国文化巨人的身影，也能够领略到如这条小溪昭示的，先贤之道正从历史中流来，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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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有地名为白鹿洞，距离白鹿洞不到两公里，有一个叫“上畈李”的小村庄，再远一些还有“下畈李”。村子都不大，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村民种菜、养鸡，过着标准的田园生活。他们大都姓李，这在中国是一个极其没有辨识度的姓氏。但这里的人们相信，他们的“李”，源于一个唐朝名人——李渤（773~831），而李渤，为不远处的白鹿洞留下了一个书院故事的开头。
李渤所在年代是中唐，安史之乱过去了，一切似乎又都好了起来。唐德宗贞元十四年至十八年（798~802），李渤和哥哥李涉隐居于白鹿洞，还“因地制宜”养了宠物白鹿，自称“白鹿先生”。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二年（821~822），李渤当上了江州刺史，又在白鹿洞兴修基建，亭台楼榭，流水花木，为一时之胜。
白鹿洞享有盛名，连白居易都特地来此和李渤相会，写下了《再过江州题别遗爱草堂兼赠李十使君》，“君家白鹿洞，闻道亦生苔”——这是关于白鹿洞最早的诗。
李渤的白鹿洞只是自己念书的地方，到了南唐，白鹿洞开始大规模办学，烈祖李昪（937~943）在此创办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拨了学田，聘了洞主，招了学生，与金陵（今南京）秦淮河边的国子监齐名，这是一个政府唯一在国都之外设立的“国学”。到了北宋，书院继续旺盛生长，终与岳麓、睢阳、石鼓并称“四大书院”，常驻学生达百人。
故事讲到这里，都很顺利，这是一个中国传统书院欣欣向荣的编年史。但不是所有书院都能像岳麓书院那样，有着千年弦歌不绝的幸运。
北宋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的这个年号一般与“王安石变法”联系在一起，但对于白鹿洞书院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年份。陈舜俞（1026~1076）在《庐山记》中记载，兵荒马乱，此时的白鹿洞已鞠为茂草。而宋徽宗为了显示自己继承宋神宗的遗志，给自己起了个年号崇宁（1102~1106，崇尚熙宁）——倒的确是“继承”了，崇宁末年，白鹿洞尽废不存。
白鹿洞书院之所以到今天还能时时为人提起，是因为朱熹。很多书院的院史上都有他的名字，而白鹿洞更是他亲生的。从这里，故事的一个新篇章开始了。
宋孝宗淳熙六年至八年（1179~1181），朱熹知南康军——这个官，“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在100多年前也当过。朱熹一上任，就造访了白鹿洞书院——早已是一片废墟。他唏嘘不已，写了一首诗《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议复兴感叹而作》。
不像有些文人，发完怀古之情转身就撤，朱熹的行动力超群，果断决定兴复书院：首先，让地方官搞好基建；然后，模仿岳麓书院的做法，锲而不舍地给皇帝上书，要来了高宗御书、《石经》与监本九经（国子监所刻印书籍称“监本”）；接着，此时已经任浙东提举的朱熹又拨付了30万钱，买田置地以图可持续发展；其他的，聘老师，招学生，还经常请陆九渊之类的学术名流来当当客座教授……把损毁殆尽的白鹿洞，生生办成了一个书院样板间。
而影响最为深远、甚至超越白鹿洞书院本身价值的，是朱熹在此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这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第一个纲领性学规，后传至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堪称文化走出去的典范。
胡适在《庐山游记》中说，白鹿洞在历史上占一个特殊地位，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一个书院，二是因为朱子重建，明定学规，遂成后世几百年“讲学式”书院的规模。
朝鲜的书院，一概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而且明确了朱熹的神圣地位，对他香火膜拜。《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宋朝时和朱熹的其他著作一起被僧人带回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朱子学成为“国学”。日本全国的图书馆现藏有德川时有关《揭示》的著述、讲义、集注、图说，多达26种，还不包括民间收藏。甚至到了明治维新西学成为主流的年代，当时的日本学者元田东野根据天皇旨意，草拟《教学大旨》时，还应用了《揭示》中的“五教之目”。
相比白鹿洞书院的遗泽在外邦生生不息，中国这边的历史就有些乏善可陈。书院在元代最大的事件，就是于元末毁于战火。历史汤汤，不是一间小小的山间书院能逆转的。
吴国富在《新纂白鹿洞书院志》中说，明朝的白鹿洞有三个大变革：一是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南康知府翟溥福（1381~1450）重修白鹿洞书院，此为开拓之功；二是明宪宗成化元年至十七年（1465~1481），江西提学佥事李龄与南康知府何浚，再次重修书院、捐置学田，更重要的是，聘任胡居仁（1434~1484）为洞主；三是王阳明来书院讲学，心学开始在书院兴起。之后，书院在弘治、嘉靖、万历年间均有修缮。
胡居仁（1434~1484）担任洞主，是白鹿洞书院在明朝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一生布衣，史书上对他生平最重要的记载，就是在白鹿洞书院教书。他认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不是为了求取功名。胡居仁是朱熹的铁杆追随者，他强调敬与诚二字，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时续修学规，特意加上“主诚敬以存其心”一条，作为朱熹版的补充。
看中国古代书院的生命，有很多时间节点是一致的。比如，唐代溯源，宋代兴盛，元代被毁，明清复兴，清末又毁，到了民国变来变去，最终消失于历史。白鹿洞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快到最无趣的部分了。
明清易代，民生凋敝，文风衰颓；到了清代，书院多沦为科举附庸，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读书人梦中向往的东西。尽管历任地方官也会修一修书院，发表一下感言，也只是表面文章。
之后的故事就更加速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停办，资产归南康府中学堂管理；清宣统二年（1910），清廷废白鹿洞书院名称，改称“江西省高等林业学校”——书院周边的确古木参天。
在整个国家都一片仓皇时，也曾有人想挽救书院。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南康太守王以慜想把白鹿洞书院改成“存古学堂”，呈报上级。上级回复，先是夸赞了一番，“以先贤讲学之区，为保全国粹之地，以古学防新进之流弊，以学堂洗书院之陋习……”最后表示，没钱。
民国九年（1920），时任江西省省长戚扬、星子县知事吴品瑀重修书院。戚扬在《重修白鹿洞祠宇碑记》中写道：“至于今日，群焉以诈力相高，以亡耻相导，至谓中国古学不适于时用，藉以自盖其荒陋，于此而与谭朱陆之指，义利之辨，真无异猿猱之冠服，爰居之钟鼓矣，可胜忾哉。”
然而命途多舛，刚修完，民国十年（1921）8月27日夜晚，书院被人纵火，全部被焚，百余万卷书籍损失殆尽。此后，白鹿洞书院陆续被改建为“鹿洞小学”“党政训练所”“庐山军官训练团”……
民国二十七年（1938）至二十九年（1940），日军占据白鹿洞书院，以为兵营；民国三十五年（1946），曾有将白鹿洞书院作为当时设在南昌的中正大学永久校址的设想，但终未果。吴宗慈在《庐山续志稿》（江西省文献委员会1947年铅印本）中说，“中正大学迄今尚未派员来整理，古代文化一餐，任其日渐衰灭，地方官吏及中正大学，似应共负其责”。
谁来承担责任，或者一定要追究谁的责任，其实都不重要，白鹿洞书院至此的命运已成定局。
从1949年到1979年，白鹿洞书院一直归当地林业农垦部门管理，先后由庐山植物研究所、庐山林场苗圃队、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庐山分校林学系、庐山林科所等负责。这些机构对书院没有任何建造之功，但有一点很幸运，因为归属林业农垦，边缘到没人惦记，书院的文物得以躲过“文革”之劫。
在不同年代，来白鹿洞书院有不同的方式和目的：古代，学生们来这里上学，需走鄱阳湖水路，上岸后再步行十里山路，方可抵达；现在，游客坐火车到九江站或者庐山高铁站，再开车一个小时，游完庐山，或者会顺便来看一看，尤其是带着学龄儿童的家长，希望这里能给孩子沾染一点文气，如果回去后考试能多两分就再好不过了。
2017年7月7日，白鹿洞书院办了一个公益讲座，规模不大，却是中断100多年来，第一次又有人在这儿讲讲那些儒家的学问了。
在中国人眼里，白鹿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连李白都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骑着白鹿出行，是一件风雅的事情，李渤应该也这么认为。现在，书院又养了几头白鹿，白鹿吃的蔬菜和草，是上畈李和下畈李的村民送来的。也就是说，时隔千年，李渤的后人再一次养起了白鹿，而居然，书院仍在。
1982年7月，一场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应邀参加并作了发言。在会议期间，他作诗一首：“白鹿薪传一代宗，流行直到海之东。何期千载檀山月，也照匡庐洞里风。”
白鹿洞书院的故事，早就超越了时间与空间，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圣殿般的象征。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写过一副对联：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对中国人来说，天地、圣贤都是不可磨灭的，而书院，隐于天地，得于圣贤，有这样的初心，一切，可期。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