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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书院的院舍沿一条清澈见底的贯道溪排开，小溪的名字来源于《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发源于庐山，汇入彭蠡。古人希望，道能像溪水一样一以贯之。
理学思想鼻祖周敦颐把“歌咏先王之道”作为濂溪书堂的宗旨，朱熹则把“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当作白鹿洞书院的主要使命，强调书院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敬敷五教”以明“先王之道”。
一以贯之的道，并不是说要一条道走到黑。尽管是朱熹一手建起来的理学大本营，白鹿洞书院也从来没有将心学等其他思想排斥在外。
在“鹅湖之会”中差点没打起来的朱熹和陆九渊，换了一家书院相会，不知道为什么，格外和谐。淳熙二年（1175），朱熹邀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登台讲学，陆九渊就“君子小人喻义利章”发论，讲课效果极佳，据传当时听讲的人中，有的感动到涕泗纵横。
朱熹可能没哭，但也觉得陆九渊讲得特别好，真是“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同时对自己过去讲得没有那么深刻而感到惭愧。朱熹还表示，今后一定要和大家一起，认真领会陆的讲话精神。那会儿没有录音和速记，于是，他请陆九渊把讲稿写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
理学和心学在白鹿洞书院的第一次相遇，就这样其乐融融地载入了史册。之后的时间比较漫长，毕竟，诞生一位能和朱熹并驾齐驱的“圣人”，是一个小概率事件。300多年后，王阳明终于来了，他不仅为理学的老家带来新的思想，甚至更进一步，他想取而代之。
明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巡抚南赣，特地“抽空”写了《大学古本》《中庸古本》，派人送到白鹿洞书院“求正”。行为很挑衅也很明白，借恢复古本之名，重新解释《大学》《中庸》，以阐明心学要义。白鹿洞书院的反馈是，没有反馈。
平定宁王叛乱后，江西一片混乱，王阳明成了实际主政者。然而，官场的事可比做学问麻烦多了，居功至伟得不到应有嘉奖，反而招致诸多非议，心力交瘁的王阳明有了隐居之意。正好，时任南昌知府的吴嘉聪想请他主编《南昌府志》，他的弟子兼同乡蔡宗兖正在白鹿洞书院当洞主——官场容不下，不如去书院——现在有的官员转行去大学当教授，不知道是不是一种传承。
正德十六年（1521），那是一个初夏，天时地利人和，王阳明来到白鹿洞书院，广开讲坛，参与聚讲的除了蔡宗兖，还有王阳明的众弟子。
王阳明绝对是一个有趣而聪明的人，他不仅邀请了自己人，还邀请了一个反对派——江西巡按唐龙。唐龙是一个举着鲜明旗帜反对心学的人，他反对蔡宗兖当洞主，更反对王阳明。但王阳明邀请他，恰恰让这场聚讲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同意我的，反对我的，都来讲一讲。书院不是一家思想的家庭作坊，而是各种思想的碰撞场。
在《白鹿洞独对亭》一诗中，王阳明写道：“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坐在贯道溪畔，溪水没有干涸过，白鹿洞书院没有消失过，但老师也好，学生也好，思想也好，道也好，天地有如驿站，这一次，已经从朱熹传到我王阳明手里了！
在心学的主场，唐龙以一己之力“据理力争”，但终究挡不住王门弟子的围攻——只能说他精神可嘉。聚讲后的第二年，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离开江西，唐龙还不死心，写了一篇《送阳明先生还朝序》，再次劝他恪守程朱理学——和多年前理学对王阳明的态度一样，王阳明的反馈是，没有反馈。
尽管在白鹿洞书院待的时间并不长，但王阳明这次聚讲，奠定了心学在此的牢固地位。此后半个多世纪，在书院谈心学，变得合理合法合人心。后来，蔡宗兖又当了两年洞主，再之后，邹守益、罗洪先、王畿等心学传人，也把白鹿洞书院作为聚会讲学的重要场所，时不时来搞搞学术沙龙。朱熹家的客厅，就这样慢慢变成了王阳明家的客厅。
如果忽略时间的日月轮换，朱熹和王阳明行走在贯道溪旁的身影，在某些时刻是能够重叠的；如果时间的阻隔消失，两位圣人迎面碰上，一个是比陆九渊影响更深远的反对派，一个是念念不忘多年的前辈对手，他们会聊些什么？
除了学术交锋，他们或许也会聊聊这朗月清风。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