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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是“主角”，医院院长是“导演”，内科、外科、放疗、微创、影像、病理、心理、康复、营养等众多不同专业的医生是“舞美、道具、灯光、设计”等后台人员。这个听上去有些“不现实”的说法，如今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得以实践。
短时间内发展成脑部多发占位的年轻患者罗红（化名）在全国多家一流医院诊治无果后，在病危情况下住进了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肿瘤病房。在这里，她成了“主角”。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副院长、肿瘤科主任丁罡是“导演”，肿瘤科里不同专业的医生是后台工作人员。
经过多学科专家的共同诊疗后，此前已经被“满脑肿瘤”判了“死刑”的罗红又“活”了过来。艾滋病合并钩虫感染，这种罕见怪病，成了她的主要病因。两个月后，经过针对性的综合治疗，“满脑肿瘤”消失了，年轻的生命轨迹被改写。
这种多学科综合治疗MDT(Multi Disciplinary Team)的新模式，如今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肿瘤科里大行其道。与大多数医院所谓的MDT专家大会诊不同，无论患者得的是哪个部位、哪种类型的肿瘤，他只需要在肿瘤科挂号，就能得到多学科诊治。
MDT的窘境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MDT多学科诊治在医学界早就不是什么新词儿了。早在2010年，当时的卫生部就已经开始组建全国肿瘤规范化诊疗委员会，并不断推出肿瘤诊疗规范，提倡恶性肿瘤患者应采用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
此后，一大批医院引入MDT模式。尤其在肿瘤、肾衰、心衰等复杂疾病的诊疗上，MDT是公认的、对患者最好的治疗模式。准确来说，MDT是从英、美、法等发达国家大型综合医院诊疗模式中引入的“舶来品”，听上去简单，但在中国操作起来却极其复杂。
在发达国家大型综合医院，MDT的主要运作形式是：患者呆在一个病区不动，需要他科治疗时，他科医生自行前来会诊、治疗，体现医学治疗以患者为中心、医治“患者整体”，而不是“治病不治人”。
但在我国，很多医院提倡“专科专治”，一旦发生需要其他科室配合治疗的情况，一般会采取两种方式应对：一是等本科病情好转后转科治疗；二是先转他科治疗，稍后再转回本科治疗。这一过程中，医疗程序繁琐，也容易引起患者对医生、对医院的不满。
尽管MDT优势明显，但在患者人数庞大的现实情况下，大多数医院只能实现重症会诊，却没法做到真正的多学科综合治疗。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立医院专科主任告诉记者，医院大多以科室为单位考核绩效、发放奖金，非本科室的医生来本科室帮忙会诊，会产生“权责、绩效不明”的情况。因此，除非有特别值得一试的疑难杂症，否则很难开展多学科会诊，“理论上，每个涉及多学科的患者肯定是经过多学科专家讨论综合诊治更好。但这样做成本极高，医院又不能对患者另行收费，其实很被动，一些应该获得MDT诊治的患者却没有获得相对比较好的诊治。”
记者了解到，在一些公立医院，MDT诊治的推动举步维艰。有的医院针对门诊病人，采用预约制MDT服务，每周1次，多个学科专家共同讨论。但即便是知名大医院，每周预约人数与普通门诊人数相比也只是“极少量”，每个病人每次门诊收费不过数百元，“大专家们门诊都忙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做MDT？”
多学科专家汇集在一个科室，有没有可能
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肿瘤科，记者见到了一番不一样的情景。这个有15名专职医生的科室里，有主任医师3人，副主任医师6人，专业范围涵盖肿瘤内科、外科、放疗、微创介入、急重症科、影像、病理、心理、中医、康复护理、营养、临床药理等。
这是与大多数公立医院都完全不同的建制，不同专业的医生聚集在同一个科室下，绩效捆绑。
丁罡告诉记者，他认为“看病”这件事发展到今天，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目前七八十岁的老专家为代表的经验医学阶段；第二阶段是以当下四五十岁中年医生为代表的循证医学阶段，医生看病主要靠研究、靠数据总结；第三阶段以当前医学生为代表，讲究精准医学，看病要从发病机理、驱动基因开始研究，再对症治疗。
MDT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未来精准治疗的大方向。不同的基因突变，即便是同一个部位的癌症，其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相同的基因突变，即便是不同部位的癌症，其治疗方法和用药也可以一样。这对治疗团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一个被诊断为肺癌晚期没有明确的诊疗方案，准备放弃治疗的患者，到了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竟然在“不开刀”的情况下病灶缩小。丁罡告诉记者，这不是什么私立医院“牛皮癣”小广告，而是MDT背景下的精准治疗在发挥作用。
丁宁（化名）在一家知名三甲医院被诊断为肺癌原发性病灶晚期，但这个诊断的前提是“没有穿刺”，因为两次穿刺都没有成功，原医院放弃穿刺，根据影像判断其为肺癌晚期。
但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的肿瘤科，影像专业的主任医生就在团队里工作。他为丁宁进行了穿刺检查，病理发现她更准确的病因是“乳腺癌肺转移”，激素受体阳性。后经内分泌药精准治疗，在没有化疗、没有手术的情况下，丁宁肺部病灶变小甚至消失了。
“不是我们医生的水平特别高，而是我们团队里有一个高水平影像科医生可以进行穿刺。而在公立三甲医院，也有这样的影像科医生，但他可能连见到这个患者的机会都没有，隔着一个科室就像隔着一堵墙。”丁罡说。
重症到后期没有“标准答案”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肿瘤科每年的病人约800～1000人，但85%以上都是疑难重症，包括肿瘤复发、难治、危重的患者。“这是我们医院的主要服务人群，也是研究的重点。”丁罡告诉记者，肿瘤科成立短短1年两个月时间里，已经申请了上海市卫计委卫生临床科研课题两项、上海市卫生政策研究管理类课题两项。
比如，肿瘤科医生正在开展“癌症患者的大脑神经认知对肿瘤发生发展的影响”这一全球范围内都算前沿的研究。这就是基于临床接收的癌症患者通过心理干预，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这个现象启发延伸出的课题，没想到，近年来成为肿瘤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如果对患者感受到的疼痛进行主动积极的干预，我们发现患者的生存质量会提高、生存期会延长。”
也就是说，患者在心情愉悦的情况下，癌症治愈的机会将得到提升，“大脑认知对重大疾病的发展是能产生作用的。”丁罡说，有研究显示，罹患肿瘤的老鼠在快乐的环境中生活，有20%肿瘤可以出现消退迹象。
重症患者到了后期，主要靠摸索、研究进行治疗，这种摸索也包括让患者“心情好”，这也是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坚定不移要把肿瘤科直接打造成为MDT科室的最重要原因。
一位胃癌晚期被宣告只有2～3个月生存期的老人，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肿瘤科住了整整10个月，“我们未必能让主角永远在舞台上表演，他总有谢幕的一天，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让他们找到当主角的感觉，让每一个生命都不负此行。”
重症治疗没有“标准答案”，多学科医生的共同摸索始终不会停止。
丁罡透露，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正在朝研究型医院转变发展。积极探索肿瘤的基础和临床的转化研究，将每一位就诊的患者都按照国际临床研究标准诊治。通过新的药物和新方法，将精准个体化治疗落地实施。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