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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1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画出正义的笔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10月31日   11 版)

    张欣的笔,能画出正义最准确的模样。

    9月,他协助北京市公安局,侦破了一起作案时间长达9年的系列入室盗窃案,用一段模糊不清的视频影像,还原了犯罪嫌疑人面部特征。10月6日,他协助新疆阿勒泰市公安局人工对比照片,抓获了一名潜逃19年的杀人嫌疑犯。

    同行叫他“警界画像第一人”,从警30多年,他先后参与侦破全国刑事案件1.1万余起,制作人像1.3万余张。凭着他画的像,800多起刑事案件被侦破,其中包括赵志红案、太原运钞车武装抢劫案等。他从1999年起就被公安部聘为刑侦专家,被称为“警坛神笔”“犯罪克星”。

    去世前几天,海口市公安局一名民警对一起案件的人像对比结果有疑惑,向张欣请教。他在电话里帮忙分析原因,提醒对方脸部识别需要注意的几个特征点,说了足足一个小时。

    同时,他还忙着把老视频截图复印件里的人脸清晰化,“俯转正、侧转正”,忙着复原一个年龄很小的受害者颅骨头像,感慨“娃娃太可怜了”。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让他觉得“比平时都累”。

    还有几个地方的公安局邀请他帮忙。他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却还是想着要去。虽然摄像头搭建起了天罗地网,但那些田间地头、沙漠深山,摄像头不能覆盖的地方,或者遇见痕迹物证不全的疑难杂案,就会需要他去。

    直到出发前,他因疾病与劳累而倒下,再也没起来。

    在国内目前应用的诸多刑侦手段中,刑事模拟画像一直算是个小众的技术。张欣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代专家。30多年里,他一直想把这项小众技术发展成常规刑侦手段。

    他也去给白银案画过像,那回他“看完三麻袋案卷,心都凉了”,几乎没有目击者,很难得到嫌疑人的身高、年龄等信息。目击者见到张欣时,已经是案发一年之后,记忆已经模糊了。最终他画的3张画像,与作案人高承勇并不很像,这3张画像当初也没有作为比对的凭证向社会公布。

    这是张欣少有的“失手”。他曾经帮助破获了太原运钞车武装抢劫案。那次他画完画像后,凶手就在他身后不远处给他倒水,被同事一眼认了出来。

    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监控的普及,使得模拟画像的应用少了很多。但张欣很快发现,监控不是万能的,图像质量会因拍摄的光线、距离、角度受到影响。就连罪犯的警惕性和反侦察能力也提高了,蒙面,戴帽子,戴墨镜,各式各样的伪装出现在镜头里。

    开始有人来找张欣,请他修复监控视频里的人像。张欣很高兴,发现“在新技术上,自己原本的技术还是有用的”。

    前些年他得过胆结石,有一回正疼着,恰好有个远道而来的民警约了他画像。张欣觉得人家这么远过来,不能让人家等着,忍着痛到单位去了。画完以后,他的儿子张惟真开车接他,张欣半道在车里就开始吐胆汁。

    他喜欢“追寻到真相的感觉”,这些年陆陆续续收了28个学生,还有很多没有师徒名分、仅仅向他请教过的后辈。他们在画像时遇到难题,会把材料发到他邮箱里,他帮助学生去做。用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侦专家苏剑君的话说,“一般老师是不这样做的”。张欣坐在电脑前反复看这些视频资料,家人朋友都担心这对他的心血管不好,却也拦不住他。

    张欣画了一辈子,手里的笔从炭笔变成了电子笔,张惟真形容,支撑着父亲坚持下来的是正义感。“做了警察,一定要把罪犯绳之以法”。

    张惟真同样也是警察。有了高科技,破案率高了,张惟真总劝父亲歇一歇。但高科技也有缺位的时候,2015年上海发生一起枪击案,张惟真所在的分局请张欣去画像。张欣顺口问了儿子一句“不是有监控吗”,张惟真回答,“老爸,不行,停电了”。

    父子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是在2016年大年初二,一个老小区发生一起入户强奸案。小区里监控都是坏的,张欣再次被邀请去画像。

    受害人是个租户,过年没回家,被一个流窜犯盯上了。作案人确定她是独居的,翻窗进去,用屋里的菜刀胁迫了她。张惟真带着受害人去了张欣的办公室,那间屋子他曾经踏入过很多次,却是头一次以同事的身份踏入。他发现,父亲一进入工作状态 “神色都变了,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

    受害人惊魂未定,张欣慢慢安抚她,等她心情平复下来再画。等到画完,张惟真发现,受害人都不敢看画像了,眼睛里有恐惧,他觉得这画可能画“对了,就是这张脸”。嫌疑人很快就被抓住了,跟画像有九成相似。这次合作如今成为张惟真珍贵的回忆。

    在他童年的印象中,父亲总是非常忙,全国各地奔波,一年只有几个月在家里,平时几乎看不到他,往往回来休息一天,第二天坐着车又去了另一个地方。就连带着他去公园玩,一个电话就会把人叫走。

    张惟真现在也从事刑侦技术工作,开始体会到这种昼夜颠倒连轴转的生活,他感慨,“父亲这么多年真的是不容易,我才没做几年,他能30年这样坚持下来”。

    张欣第一次用模拟画像破案,是在1986年。那时他在上海铁路公安处办公室当秘书,上海老北站行李房的一台彩电被冒领了,在那个年代这是一起大案。张欣到案发现场了解案情,听目击者叙述作案人的面貌特征。

    他原本该用文字把目击者的叙述记下来,但这个年轻人打小就喜欢画画,16岁去北京当兵的时候,曾经师从李可染的徒弟李宝林学习国画。于是笔落在纸上,不是字,是画。

    旁边的人一看画像就说,“这不是刚被开除的搬运工徐小林吗”。案子就这么破了,张欣也不再当秘书了,去刑警队技术组,做起了他的特长画画,自此就是一生。

    但他不是一直都画得像后来那般好,刚闯出些名气之后,全国公安系统有许多单位慕名而来,他的工作量一下就大了,案件的种类也多了。由于现场条件、目击者的陈述不清等种种原因,他的模拟画像破案率显得并不高,渐渐开始有人说张欣“模拟画像不行”。

    他开始继续学美术,用业余时间去读书,修大专和本科的课程。为了提高写生能力,他利用每天乘车上下班的时间,画身边路过者的面貌特征,一年下来画了1万多张头像。他到各地区观察各类人的体貌特征,人像素描画了一张又一张。

    他慢慢总结出了经验,每个地方的人,五官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口音、食物结构、生活习惯,都对人的脸型有影响。

    “说话口音、食物咀嚼的时候肌肉用力倾向都是一样的。像山东人腮部地方咀嚼肌特别发达,就因为他吃煎饼,吃一些硬的东西,就会用力,长时间之后成了这种样子,也会有遗传。”苏剑君解释,他和张欣年龄相仿,都当过兵,都是铁路公安,都是搞刑事侦查和刑事技术,也都是自学的模拟画像。两人有一个共同想法,都曾想把模拟画像技术从一个边缘的学科,发展成常规技术。

    在刑事画像领域,有一个说法叫“南张北苏”,“南张”是张欣,“北苏”是苏剑君。1996年,一起发生在火车上的麻醉抢劫案,头一回让“南张北苏”凑到了一块。

    那也是个系列案件,两名作案人已经陆续作案61起,一直在火车上流动,没有固定的线路,作案的时间和地点都显得很随机。作案人先往饮料里注射麻醉药,再用蜡把针孔封上,专门买软卧的票,上车后跟同车厢的受害人攀谈,聊到彼此没什么防备了,就把饮料拿出来请人喝。等人家麻醉了,作案人把人现金拿走。最多的一次,受害人丢失了 155万元。

    为了这起案件,很多当时有名的画像专家都来了,有地方民警,有大学里的教授,还有张欣和苏剑君。作案人抓到之后,张欣和苏剑君就此结识。后来,他们的名气越来越大,被公安部调去画像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就连领导也开玩笑地问,为什么“画像的都出在铁路上”。

    “那时候,全国做刑事模拟画像的人很少。”据苏剑君推测,“铁路上发生的案件,一般都会有目击者,痕迹物证比较少,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监控,更需要用到画像技术。”

    而在全国公安科技先进个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看来,一般与被害人“无特定因素联系”的案子更需要用到画像技术,普通案件比较容易排查动机,或是有更多痕迹物证甚至微量物证。在DNA、足迹、指纹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如果能找到目击者来叙述,画像就需要派上用场了。

    1996年,北京大北窑一带发生系列强奸杀人焚尸案。当时,那一带还算是城郊,夜里12点左右很有些荒凉,连着发生了五六起案件,最后并案了。

    那是武伯欣和张欣第一次碰面,在那之前,两人已经有过协同办案,一个做刑事模拟画像,一个使用心理测试技术从嫌疑人中进一步确作案者。时常是武伯欣到的时候,张欣画完像刚走。武伯欣从1993年开始接触到张欣画的画像,对张欣的大概印象是“形象思维特别好,观察人比较细”。

    “能坐得住,内向的脾气,还有点外向特征,因为他要跟人攀谈交流,这是他的工作需要。”武伯欣说。

    大北窑的案件,现场的证据都因焚尸被破坏了,只有一个受害者因为反抗比较激烈,幸运地活下来了,而且看见了作案人的长相。这就有画像的条件了,张欣开始画像。武伯欣也开始从犯罪心理的角度分析案件,推测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会选择在这里作案,性格和行为方式是什么,大概什么年龄。武伯欣的判断是,作案人40岁以上或25岁往下,中间的可能性小。

    两人一起连着看了几个现场,张欣的画像一出来,当地公安局拿着画像排查出来几个嫌疑人,武伯欣用心理测试技术从里面找出了一个25岁的小伙子。公安机关在这人的住家做了一些物证收集工作,很快,嫌疑人交代了。

    “如果没有画像,这人圈不进来。这个案子没有痕迹物证,比如DNA指纹足迹等,定不了人。画像如果不把他划进来,心理测试技术在那等着也是白等。”武伯欣说。

    那起案件,张欣画完像就跟武伯欣道了别,坐火车赶去下一个案发地了,“案子都是排着的”。

    模拟画像之外,张欣也研究犯罪现场,他曾做过痕迹检验,负责现场照相。他去一起杀人案件的现场察看,当时,技术人员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警方初步判断犯罪分子是有备而来,戴着手套,去除了脚印,屋子里没有指纹没有痕迹。

    张欣在屋子里转悠,发现冰箱里面的食物少了,作案人在现场吃过东西,他推测,作案人在现场停留的时间很长,心理也是紧张的。心里紧张的生理变化是什么?出汗。出汗有可能要喝水,生理上可能要排泄。

    张欣模拟着这个作案者的思维轨迹,推测对方在现场可能是个什么状态,会做些什么。他判断,这个人很有可能在现场上过厕所,也很有可能会摘下手套。最后,张欣真的在抽水马桶的盖板下面,发现了两枚指纹,最终把嫌疑人给抓到了。

    新技术出现,总会给他新的压力。为了画像准确,他学过骨骼学、解剖学,人的脸部特征,他基本都熟悉。人脸智能识别系统出现之后,张欣觉得自己必须了解这个系统的工作原理。他开始研究人的脸部图像想要被计算机识别,需要有多少关键点吻合。在画像时,他专门把这些关键点尽量着重描绘出来,让计算机去碰撞。最终,他画的画像能够顺利被系统识别,从数据库里比对出人像照片来。

    电脑人像拼图出现后,张欣开始一边自学电脑人像拼图的原理,一边坚持原本的手绘技术。有学生拿着电脑跟他比速度,张欣几分钟就画完了,而学生用了几个小时,还没能在素材库里把需要的五官找齐。

    比起电脑人像拼图,张欣的画像胜在有神态。用武伯欣的话说,张欣画像已经到了形神兼备的水平。画像需要事后听被害人或者目击者证言,根据叙述记录、再造想象。听着描述把形画得像了,比照着画更难,何况有时候,叙述者的描述并不可靠。

    他跟目击者对话,不仅问作案人长得怎么样,还会很详细地问目击者看到的具体情况,是白天还是晚上,问光线、距离,甚至当时的气温。最终的画像“立体、综合”,不但能把对方叙述的形象表达出来,还能体现出作案人的性格,表情,甚至是一些被描述者提到的特定习惯动作。

    “栩栩如生了,别人自然一看画像,就能认出是谁。”武伯欣说。

    十几年来,有很多地方公安联系张欣,请教案件,根本没有什么破案经费或者差旅费,案件也不属于张欣的职务范围,张欣都是义务帮忙。很多案件他破得很漂亮,但为了保护受害人,宁可不去进行宣传。

    张惟真起初很不理解父亲,尤其是,父亲的忙碌把自己的身体都熬坏了,让他心痛、无奈又敬佩。

    2011年,张欣生了一场大病,医院全力抢救以后,当时51岁的他总算挺了过来。亲友都劝他别太辛苦了,该休息休息。他满口答应,可刚恢复过来,半年时间,他又开始上班了。

    大病之后,张欣想把艺术重新捡起来,他感慨自己“为了模拟画像把艺术给丢了”。画家罗中立的作品《父亲》给他的触动很大,他对朋友说,那幅画“简直是把人画活了”。张欣也想画出那样的作品,他开始养成每天画一幅国画、写一幅字的习惯。几年累积下来,字画的宣纸摞在一起有半人高。

    再过18个月,他就该退休了,但他其实没有打算搁下笔,说“只要画得动,我肯定画”。去世前一天,他在看案件线索,范刚给他打电话,晓得他身体很不好受,劝他到医院去看,他说“好的好的,我把手里活干完就去”。第二天,范刚就接到了噩耗。

    张欣留下了几大本工作笔记,张惟真想把这些心血整理出来,分享给父亲的同行和弟子。他有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但如今也打算从事刑侦图像的工作,把父亲的技术传承下去。

    “如果我不坚持下去的话,他肯定很不高兴。”张惟真说。

    据他回忆,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开发出一款模拟画像人像比对的软件。张欣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调软件,尝试比对效果,一张图改二十几稿。而这件事,如今也“只能留下遗憾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10月31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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