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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为了考研，谭超当起了快递小哥。如今，已是延边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的他，依然从事着送快递的兼职工作。有老师指责谭超：“这么一个高学历的人抢低学历的活，脑子是不是有病。”谭超却一点也不认同通过学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临近“双11”，快递小哥为消费者购物狂欢付出了汗水和辛劳，在他们中间，也包括谭超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大概也会产生与上述老师类似的困惑。快递小哥与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生，看上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群体。在世俗眼光中，送快递是体力活儿，对知识积累要求不高，而博士无疑是站在知识塔尖的人。人们对谭超的行为产生争议，不光是觉得他个人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大材小用，还站在社会人才资源分配的角度，感到“博士送快递”是一种错位。
然而，这究竟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还是人们形成的刻板成见？是快递业不需要博士，还是太多博士放不下身段投身产业一线？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岗位，都离不开对知识的运用，对创新的需求。谭超从事快递兼职，就充分利用了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创新能力。比如，他在8年时间里共计送出了80万件快递，如果按照年工作11个月算，平均一天就达到了300件的送货量，相当于普通快递员的两倍以上。达到这样的工作效率，不是因为谭超比其他快递员跑得快，而是他自创“快递编号法”以后，提高了快递分配的效率。
不难看到，博士生去送快递，照样可以发挥知识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看，他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行业进步，不光能够在微观的工作中送好快递，还从宏观层面提高了生产力。可以说，快递业不仅需要博士，还需要更多有知识的人才，来改变整个行业的生态和模式。
这些年，高学历者从事传统观念里入行门槛低的职业，经常被新闻所报道。不光有博士生当快递小哥，还有博士去养鸡、养牛，去“开拖拉机”“卖面包”的新闻。每每有这样的报道出现，舆论场上就经常分成两派，有人认为高学历者从事“低端产业”是接地气，也有人认为博士不从事学术研究，浪费了宝贵的科研资源和教育投入。
纠结于这样的问题，还是把“博士”这个身份标签看得太重。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某种文化习惯，一些人衡量知识水平的标准不是看一个人有多少真才实学，而是他获得的文凭与学历。人们在认识一个社会群体的时候，经常会犯脸谱化的毛病，过度在意头衔，而忽视头衔背后的实质。
对于谭超本人而言，他送了8年快递，却未必会送一辈子快递。毕业以后，他的理想还是比较常规——去高校求职。送快递只是他在学生时代自食其力、补贴收入的手段。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社会对大学生从事兼职、打工存在纠结的心态。一方面，看到发达国家的大学，包括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形成了浓郁的打工文化，大学生以打工来减少家庭经济负担，并且接触和熟悉社会，被教育者和家长奉为圭臬；另一方面，如果自己的孩子也尝试打工，家长们又是百般不放心，而社会上也对学生打工兼职产生各种顾虑。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谭超为了继续学业，一边送快递，一边准备考研，刚开始或许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随着他对这个行业越来越得心应手，闯出了一条符合自己需求的兼职路径。这并不是说要每个大学生都去送快递，都去干体力活儿，而是提倡大家要尽自己所能表达一份担当。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这并非是心有旁骛，而是对责任的允诺与履行。
社会分工本身就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学历和文凭仅仅是促进社会分工的一项指标，而远远不能决定社会分工的最终结果。对知识的尊重，不光体现在为知识拥有者提供合理报酬，也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能够公平地分配到知识资源。现在国家和社会都在提倡工匠精神，产业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社会需要一批用现代知识武装头脑的理想者投身产业、投身一线。
谭超未来的路会怎么走，这是他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至少从现阶段不少人对“博士送快递”的错愕中，我看到了仍然有待成熟的社会心态。在浮躁的世俗观念中，经常有人会问什么是“值得”，急着把自己的社会价值“变现”。用谭超的话来回答：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追求自己的理想就是值得的。
王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