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浓雾笼罩着老山西侧的坝子雷场。“我的两条腿就是在这儿炸断的，1993年开荒炸掉了右腿，2016年在这儿干活儿又炸断了左腿。”11月19日，54岁的边民盘金良坐在雷场山脚下的一块石头上，掀起裤管露出米黄色的假肢说。
也是在这块地雷、炮弹密集的雷场，一个多月前，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中士杜富国在处理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时突遇爆炸，为保护战友安全失去了双手双眼，荣立一等功。
杜富国受伤的10月11日也是一个大雾天。经过3年奋战，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已经接近尾声，这是需要他们人工搜排的最后一块雷场。当天上午扫雷四队进行了爆破作业，中午休息时，杜富国还到山坳里的小溪边摘折耳根，洗净切好拌上作料，大伙一尝都说味道好。
坝子雷场是当年老山主战场的阵地前沿，如今生长着茂密的竹子，除了地雷、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官兵们还扫出过钢笔、记录本和水杯。下午的作业开始后，杜富国和同组的战士艾岩沿着被爆破筒炸得虚松的山坡从下往上搜排，他们的身旁倒着一棵一人合抱粗的水冬瓜树。
山顶上是一片计划永久封围的雷区，竹林里立着一块漆有骷髅头的“雷区”警示牌。下午2点多，在靠近坡顶的位置，两人在搜排时发现了一个露出部分弹体的爆炸物，初步判断为一枚加重手榴弹。
这是老山雷场常见的一种爆炸物，含TNT56克，密集杀伤半径7～9米。“发现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检查一下有无诡计装置。”艾岩记得，杜富国例行向分队长报告，接到上级指令后他说：“艾岩，你后退，由我来处理。”
两人虽是同年兵，但艾岩到扫雷队晚了一年，杜富国手把手教他扫雷技能。他们一块搭档，遇到复杂情况，身为组长的杜富国总是习惯性地说“你后退，让我来”“离我远一点”。执行任务3年来，杜富国1000多次进出雷场，已经拆除了2400多枚爆炸物。
那天，按照作业规程，正当杜富国轻轻剥开伪装层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杜富国脱离危险以后回忆说，爆炸发生那一两秒，“我感觉艾岩没有走多远，那个时候还是清醒的，我就下意识地往艾岩的方向侧过去了。”
爆炸发生在14点39分，艾岩那时转身刚刚走出三四步，就听到一声巨响，一股热浪冲过来，身后火光冲天，他的脸颊被飞溅的沙石打出了血。回过头就发现杜富国仰面倒在地上，胸前的迷彩防护服被炸成棉絮状，头盔掉了，面部血淋淋的。相距仅两米，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他救了我一命。没有他挡一下，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艾岩心情沉重地说。
出生于1991年的杜富国微信名叫“雷神”、QQ昵称是“征服死亡地带”，3年来他“征服”过不少险情。在马嘿雷场，杜富国曾发现一枚脸盆大小的59式反坦克地雷。用毛刷、挖掘锹清除掉伪装层后发现，“大家伙”的顶端竟是凹陷的。
这原来是一颗精心布设的诡计雷。埋雷人对地雷进行了力学预压，原本200公斤以上重量才能压爆的反坦克地雷，变成了遇到几公斤压力就会爆炸的防步兵地雷。杜富国小心翼翼地解除地雷引信，从土里取出这个“大家伙”后，还破例请战友帮忙照了一张相，“留个纪念”。
在天保口岸4号洞雷场，地下密布着地雷、弹片、子弹、罐头等金属物。官兵们用探雷器一扫，到处都是蜂鸣声，几乎无从下手。杜富国经过摸索，将探雷器抬高到一定高度，通过分辨报警声的音量、时长发生的细微变化，减少了虚警率。最后，他们从那片300米×300米的小区域，竟然扫出了8299枚爆炸物。
扫雷场上，人们对声音非常敏感。杜富国遇险时，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在四五十米外，听到爆炸声，他立即通过对讲机下令“停止作业，退出通道”，然后一路跑过来，就看到一名战士仰面倒在地上，手没了，脸上黑黢黢的，眼睛血肉模糊，他竟一下子没认出是谁。
“医生！医生！担架！担架！”很多人都听到了李华健焦急地呼喊。
扫雷作业时，按照操作规程，救护车就一直在雷场边待命。几名战士和军医迅速赶过来，他们除去杜富国的防护服，找来背爆破筒的安全绳将他的大臂捆扎起来止血，“只用几分钟就抬到了救护车上”。
“富国，富国，挺住！挺住！”一段晃动不止的短视频记录下了当时的紧张情形。李华健迅速打电话通知猛硐乡卫生院派出医生和救护车接应，给大队首长报告情况后，又通知在麻栗坡县城的战士赶快去县医院，准备好手术室。
“扫雷第一天就知道可能会有伤亡，但到了自己身边的战友时，还是难以接受。”李华健难过地说。
扫雷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军事任务之一。在雷患严重的边境地区，学生们见了军车都会停下脚步站在路边敬礼，扫雷官兵也会庄重地回礼。扫雷四队所在的猛硐乡，从战后到2016年扫雷部队进驻，全乡被炸死炸伤的群众有1000多人。
扫雷作业被定性为“作战行动”，每次上雷场都是在和死神较量，杜富国和战友们不敢有一丝大意。在搜排4号洞雷场一片不足3平方米的区域时，探雷器一直在报警。可他们向下清理了近50厘米，发现都是生活垃圾。有村民说，这里踩踏过多次，“肯定没雷”。
杜富国提起探雷器对信号源进行复测，拿着挖掘锹继续往下深挖，一枚火箭弹的轮廓渐渐清晰。官兵们将搜排面积扩大三倍，向下挖了将近1米，细致搜排了一个星期，从中竟然排出了100多枚爆炸物。
杜富国被战友们称为“雷场小马达”。在扫雷四队的临时营区，简陋的营房门前整齐摆放着两排防雷靴，大家都知道，第一排第二双那两只泥巴最多、后脚跟磨破了洞的就是杜富国的，因为他执行任务最多。
营区的平房顶，还有官兵在晾晒防护服。边境雷场高温潮湿，穿上厚厚的防护服不到5分钟就一身汗，时间长了防护服被汗水浸泡得又酸又臭。去年年底老兵退伍多出一套防护服，班长许猛将它分给了杜富国，这样就可以有一套防护服换洗。“他排雷技术最好，干活最多，给他全班都服气。”许猛说。
扫雷队的官兵相处久了，喜欢叫昵称，战友们亲切地喊杜富国“阿杜”，有时叫“富贵”。“因为他特别能存钱。”艾岩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扫雷作业压力大，抽烟算是一种减压方式。战友们大多抽23元的“软云”，杜富国只抽10元一包的“紫云”或者“红河”。还有战友看到杜富国在用502胶水粘拖鞋，破得无法粘了就用铁丝绑上。可当艾岩的父亲生重病住院时，他二话不说从工资卡里转出1.2万元让艾岩“先用着”。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醒来，杜富国首先问的是“艾岩怎么样了”。意识清醒以后，他总是不停活动手臂，还跟战友说，“能不能不给我截肢，你们给我多送点肉、牛奶，早点长好肉，好早一点回到雷场作业”。
得知失去了双手以后，他又问，能不能给他装“智能手”，“这样我就能做个有用的人，为大伙多做一点事”。
杜富国入伍前学过木工、修车，战友们都说他“手很巧”。雷场上排出来的爆炸物，需要转运到安全地带销毁，但山路陡滑，搬运中爆炸物发生碰撞也很危险。杜富国就在木制运输箱内根据炮弹的尺寸设计弧形卡口，有效防止了炸弹晃动。
他还给临时营区宿舍的后窗钉上了米字型防盗窗，宿舍里的空调也是他按照图纸安装的。作业一天很累，战士们回来后有的打篮球、有的玩游戏，杜富国的休闲方式是到处转，看看水龙头是否漏水、澡堂的灯泡亮不亮、椅子腿是不是松动了。
得知杜富国受伤的消息，猛硐瑶族乡的群众自发推选代表，带上土鸡蛋、芭蕉，冒着瓢泼大雨，颠簸了7个小时到医院来看他。猛硐的山林地适合种植茶叶、草果，但全乡2万亩茶园，有8000亩在雷区。如今，三分之二的雷区土地已经移交给村民耕种。
11月19日，扫雷队的官兵又一次来到老山坝子雷场。3天前，他们手挽手唱着军歌蹚过这片雷场，以中国扫雷兵特有的方式将彻底清除雷患的土地移交给地方政府。雾气蒙蒙的山坡上还拉着警戒线，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山顶，路边的沙袋工事内，围着即将销毁的最后一批地雷、手榴弹和炮弹。
“雷扫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安全了。”一脸络腮胡子的盘金良撑着一根竹竿拐杖动情地说，“感谢扫雷官兵，感激不尽。”
杜富国负伤的地方，还能找到黑色的防护服碎片。周围被爆破筒炸黑的土地上，到处是裸露的竹根，但这里已经没有危险的地雷，更远的地方，已经栽上了绿油油的杉树苗。杜富国和战友们洒下鲜血、汗水的土地上，会栽上成片的茶树、草果、水杉，用不了多久就将满眼翠绿，一片生机勃勃。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飞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