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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如何向死而生，这是80后青年张森每天思考的问题。张森是甘肃兰州的一名无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他至今记得，两年前，他获得了第20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却意外地走入人生低谷——他组织的劝捐遗体志愿者群，一下子退出了200人，质疑随之而来。
“有人认为我打着无偿捐献遗体的名义，是沽名钓誉，把我骂得体无完肤。”张森一下子觉得天塌了，没想到做志愿者会遭受如此非议。这个西北小伙子拗劲一下子上来了，硬是顶住压力，继续默默做劝捐工作，用行动来回应。
2015年，张森成为甘肃第28名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在他的影响下，2016年，有150人成为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2017年，数字大幅上升，有778人加入器官（遗体）捐献，截至2018年11月28日，又有1150人加入。
“这些不断增长的数字让我倍受鼓舞，这是对我们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的肯定。”张森激动地告诉记者，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2018年志愿服务德阳交流会（以下简称2018德阳志交会）上，他和团队的项目获得了金奖。
志愿者工作，考验着人性，也折射出人性之光。在2018德阳志交会现场，有许多像张森一样的志愿者。他们为社会免费提供志愿服务，有时还要承受着别人的误解、质疑和嘲讽，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志愿项目“拔地而起”，对于他们的认识，人们也从不解到赞同、从观望转而参与。
我们不妨把这群志愿者称之为“新利他主义者”——他们以社会利益为导向，供给社会服务。与以前不同的是，志愿服务不再是简单地做好人好事，而是正在转向优质而精细的专业服务，从更多的满腔热情参与到如今在热情之外，越来越多地用专业理性推动项目发展。
不仅是超越生与死
痛彻心扉，是张森做志愿者的直接动力。2013年，张森的父亲因重病住院治疗，为了筹集医药费，他们只好卖掉家里的老房子，还去银行贷了款。钱筹到了，可是找不到救命的肾源，只能看着父亲的生命一点点消逝。张森当时暗下决心，要登记捐献器官，希望有一天能挽救别人。
母亲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张森的捐献行为：“你爸爸都去世了，你还要捐献，让我活不活？”
“我花了两年时间说服我的母亲，告诉她我不是现在捐献，而是百年之后可以救人。”张森介绍，我国无偿捐献遗体（器官）有一个要求，必须要征求父母、爱人和成年子女中的两方同意。
在张森的说服下，一家老少7人全部加入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成为全国首个一家人全部登记捐献遗体（器官）的家庭。11月22日，张森一家专程到照相馆拍了张“全家福”，将这一重要时刻永久定格。
如今，当初退群的200人中，有三分之一又重新加上他的微信。对这些人当初的行为他没有埋怨，经历的坎坷反而让他很通达：“让更多的人知道，当生命临终时，还能挽救别人，这是器官、生命和爱的延续。”
不知死，焉知生。面对死亡，让青年志愿者有了超越生死的豁达，这是一种新的自由境界，也让这群新利他主义者们拥有别样的人生体验。
在长安大学的学生孙英晋看来，面对生死，志愿者并非总是充满悲情。“我们学校累计有27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他和同学通过希望阵营社团，向全校同学普及相关知识，去年有1000多名同学报名参与捐献造血干细胞，今年也有500多人。
很多人认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就要抽骨髓，对身体有伤害，这是孙英晋做解释最多的：“把血液中的造血干细胞过滤出来，对健康没有影响。”
相比于以往的志愿活动，他们在进行广泛宣传之外，更注重对捐献志愿者人性的关怀，如果有配对成功志愿者进行捐献，他们就会派同学全程陪护，同时还会帮助申请荣誉，事后还会邀请这些志愿者向同学宣讲捐献过程，用激励的方式，把人性的善激发出来。
如今，这个项目已经走过了15年。在孙英晋看来，超越生死之外，更要讲求对捐献志愿者的人本关怀，让志愿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也可以让项目可持续发展。
对于志愿者来说，自身有超越生死的淡定态度固然弥足珍贵，但要消解行善路上的误解、偏狭等种种客观障碍，还要有随机应变的通达，这是更高层面的超越。
在2018德阳志交会现场，记者遇到了来自杭州浙医二院的志愿服务团队。22年前，他们成立了全国首家“汽车眼科医院”，派出眼科医生青年骨干作为志愿者，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免费做白内障手术。
有一次，他们来到西部某县，发现白内障的患者比之前普查时突然少了，志愿者们了解到，原来这是合作单位的一名医生玩了猫儿腻，他担心自己的病人流失，竟然没有通知患者来做免费手术。这让志愿者们始料未及。但他们没有停止工作，而是果断寻找新的医院合作，重新找回病人帮助恢复光明。
尽管这个例子只是个案，但却提醒志愿者们，要用更多合作的方式为当地赋能，求得多方共赢。浙医二院团委书记张颖说：“我们此后不仅帮助患者做白内障手术，还对当地的医生进行培训，为偏远地区建立长效白内障复明手术机制。”
“多方共赢的模式，让当地越来越多的医生也成为志愿者。”参加该项目的眼科医生倪爽介绍，志愿者们带着当地的医生一起参与手术，直接提高这些基层医生水平。
倪爽向记者介绍了这样一组数字：这个项目直接医治白内障病人11436例，科普20万人，建立一站式白内障复明中心35座，培训医护人员400余名。
人性之善就在那里，但如何激发，这是志愿者项目永恒的主题，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对此，安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张晓曦深有感触：“从1999年开始，安徽推出了安徽青年卫生志愿者接力扶贫计划项目，当初不少医生为了职称晋升，才报名参加志愿服务项目，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少了。”
在她看来，志愿服务文化已经成为普遍的认识，同时该项目也为青年搭建了成长平台。不少大医院的青年医生，由于缺乏基层医院工作经验，他们也很希望用半年左右的时间直接深入基层，为更多患者提供点对点服务，深切地感受到自我的价值。
“我们也会给志愿者解决后顾之忧，他们去基层，制度明确规定保证他们原有收入。”19年来，该项目共招募了1859名志愿者，驻点395处。张晓曦认为，要为这些新利他主义者做好保障，不能让做好事者“吃亏”。
深度参与社会底层治理的担当
对于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怎么办？这是社会治理中让人头疼的事情。“公安机关除了口头教育，对孩子没有什么办法，只能一放了之。”梁锋发现这事让公安机关也很无奈，缺乏有效的矫治措施，小错酿成大悲剧，让很多孩子长大之后走上犯罪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孩子也是受害者。梁锋是浙江瑞安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的负责人，2018德阳志交会中，他的项目专注于青少年事务社工项目，获得了金奖。
孩子犯事被派出所抓获，警方就会通知梁锋。一些外来的孩子，父母不在身边，一方面黑眼睛公益扮演临时监护人的角色，帮着维护青少年权益；另一方面梁锋还会苦口婆心地给这些孩子进行普法，告诉他们自身的行为有多严重。
“有一个云南孩子犯事，被警方抓获，调查发现孩子父亲去世了，母亲跟着别人走了。这名孩子已满16周岁但未满18周岁，没有被判刑，我们把他接到黑眼睛公益的关护基地暂时生活。”梁锋介绍，他打听到孩子的姐姐在福建打工，辗转联系到对方，还帮他对接了一份工作。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就是顶梁柱了。”前几天，孩子给梁锋发来了这条微信，保证不再犯法。
梁锋发现，以前，不少人都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太包容了，要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现在，各方都开始重视这些孩子背后的家庭问题，认识到解决根源问题才是当务之急。这个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指标——青少年事务社工的工作资金增加了。
“原来我们做未成年人个案帮扶，一年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只有两三万元，现在不同了，今年已经按照一人1万元进行购买，给了20名孩子的矫治名额，我们可以深入帮扶和跟踪个案。”梁锋告诉记者，个案帮扶不仅是停留在口头教育，还要按照孩子兴趣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个性化帮助解决就业问题。
“在瑞安，‘团干+社工+志工’的帮扶模式已经形成了。”梁锋说，团组织提供社会资源，整合青企协的力量，为孩子解决就业岗位，检察院提供购买服务资金。
在赛场上，记者遇到不少项目聚焦底层群体的公平问题，直接参与社会治理。
来自北京建筑大学的宋师然带来了中国失踪儿童互助系统项目，该校测绘学院的一群志愿者，在老师的帮助下，开发了这款手机软件。
“在北京大兴，已经成功找到过一个人了。”北京建筑大学团委教师刘倩告诉记者，志愿者可以在爱心拍照模块中，对遇见的疑似被拐儿童拍照并上传至服务器，当照片上传的一瞬间便可以与家长登记的照片进行比对，通过人脸识别匹配算法，确定疑似儿童是否为失踪人员。
目前，该系统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12500余名，已收录全国范围内的寻人图文信息共计12206条，通过失踪儿童信息数据分析，完成了中国各省市区域热力图。
在温州医科大学也有一群志愿者，他们发现社会对孤独症孩子的家庭状况关注并不多。项目的负责人黄开拓公布的数据表明，孤独症孩子父母的心理状况不佳，有83.3%的父母有焦虑和抑郁倾向。90%的家长表示，自己在教育孤独症孩子的过程中走过弯路。
从2011年开始，项目开始关注当地的孤独症孩子，一方面为家长普及孤独症孩子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派出志愿者为孩子提供服务。
在离温州4000公里的新疆石河子大学，也有一群志愿者关注孤独症孩子家庭。“我们对17名孤独症孩子进行跟踪，发现有一半孩子的家庭父母离异。”团队负责人唐睿翼介绍，家庭对于这些孩子接纳的状况并不佳，如果孤独症孩子在家生活，则至少需要一名家长进行看护，不少家庭中父亲的经济压力很大。
6年之前，该校学生开始关注孤独症孩子群体。刚开始，学生们只是一起来到特殊学校陪孩子玩。后来他们发现，与孤独症孩子相处，需要与孩子建立稳定的联系，还需要专业知识。他们与特殊教育学校协商，经过评估，确定点对点帮扶6名孩子。
“一名帮扶学生经过培训后上岗，另外还有三四名同学作为这位同学的助手，记录孩子的成长，为孩子制定个性化的教案，在活动的时候，还要安排专人防止孤独症孩子发生意外。”唐睿翼认为，服务孩子数量不在于多，而在于专业，在于找准痛点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这个服务项目获得了2018德阳志交会金奖。
在广东东莞的横沥镇，志愿者非常活跃——直接联系服务外来人口。横沥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叶裕眉介绍，当地有20万人，其中有16万外来人员在当地工作，这其中又有1.5万名未成年人。
“这些孩子虽然与父母共同生活，但是最核心的需求是缺少父母陪伴。”叶裕眉调研发现，他们的父母大多都在流水线上工作，为了赚钱，他们通常选择加班。这些孩子无人陪伴，出现“二次留守”问题。
“这群孩子也需要被关爱。”志愿者推出了“童步成长路”儿童成长计划，为孩子提供季度庆生、兴趣培养、自护教育等服务项目。
如何找准服务对象？这群志愿者回答“没有捷径”，只能一家家地跑企业。当地的团干部带着志愿者与企业联系，带着PPT给企业管理者介绍项目：志愿者可以在厂区开展免费亲子游戏活动，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我们站在企业角度来介绍项目，因此企业都很欢迎。”叶裕眉说，在企业的篮球场或者食堂，志愿者为孩子庆祝生日或是开展亲子手工活动，目的是把更多家长吸引过来。之后，志愿者向家长和孩子介绍其他项目，鼓励孩子参加课外的兴趣班，劝说父母参加亲子教育。
如何与孩子、与家长建立信任关系？志愿者们用笨办法，在一家企业里一年数次，反复开展类似的活动，最大程度广而告之。
“我们就是让这群孩子更快乐、更好地融入本地。”志愿者有了足够的知名度，只要他们发布一项活动信息，父母就会自发带着孩子参加活动。还有的企业，看到志愿服务对企业融合的好处，还主动成立志愿者团队，与他们长期建立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群志愿者的活力并不是凭空而来。目前，横沥镇团干部+志愿者+社工，一共有12人，仅“童步成长路”项目就下设有4个板块，每个板块都有数十名志愿者。团组织和志愿者工作，每年的工作经费就有18万元。
志愿者们聚焦的服务，抵达了市场和政府力量难以有效延伸的地方。
正在发育的专业理性
妥协还是坚持，这是很多志愿者做项目时绕不开的问题。
作为一名有10多年经验的志愿者，刘青也会遇到难题。比如，本来与一所学校谈好合作，但也会遇到当地的校领导不作为——满口答应但却就是不行动，刘青的解决办法是请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协助解决。
“效果很好，我们项目长期在做，当地政府部门也知道我们的专业性，因此遇到推进中的问题，随时能给我们提供帮助。”刘青的经验是，作为志愿者一定要善于整合资源，特别是学会如何寻求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良性互动才能长久。
不过，她还会遇到最头疼的事——遇到作秀的志愿者。她在青海囊谦县与当地学校合作，为老师和学生长期做卫生习惯教育、保健室配备和健康档案跟踪项目。有一次，她在当地做完项目返回浙江，一家企业找到她，要给项目赞助两万元，但要求是给当地寄一条横幅让学生合影。
“我拒绝了！不能让孩子表演感恩，这样的做法太浮夸了。”刘青直言，虽然做志愿项目很缺钱，拒绝了也会得罪人，但她选择坚持。如果做项目的过程中顺带合影，可以理解，专门让孩子作秀表演，她不能接受。
刘青发现，一些企业和个人做志愿服务存在“怪现象”。比如有的助学项目，给贫困地区孩子发钱，在大会上一一念名字，然后让孩子上台领钱，甚至还要面对镜头拍照，作为企业对外的宣传资料。无形之中，孩子受到隐形伤害，刘青对此很是反感。
刘青认为，公益是一个很理性的事情，在做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很容易好心办了坏事。过度的热情和激情，反而很容易让志愿者陷入自得其乐，忽略服务对象的感受。志愿者的服务应该注重结果导向，双方都应该得到快乐。
刘青的感受是对原则的坚持，特别是背后有更多理性价值的支撑，才能让志愿服务变得更加纯粹。
作为一名资深的80后志愿者，最让胡剑峰感到不知所措的是，他第一次来到江西省希望工程阳光成长中心看望这里的孤儿时，感受到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太可怕了！这些孩子知道如何‘应付’大人了，这不符合孩子的天性”。
“这并不是孩子的错”。胡剑峰说，每年这里的孩子要收到很多个书包，他们也知道不少好心人只来一次，对这样的来去匆匆的爱，他们已经感受到一种负担，但却又无法拒绝，难免在感激之情背后，产生一丝无奈。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些活动并没有与孩子建立真正走心的长期联系。
胡剑峰对志愿者活动非常敏感，作为上海建工集团江西建设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的他，决定要做点儿实事。
志愿活动也要符合孩子的天性，胡剑峰从建立信任关系开始。他在公司内部筛选一批青年志愿者，与36名孩子一对一地结对，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为不同的孩子订制不同的需求。
有的孩子甚至希望有人批评——实在太缺爱了，希望得到更多关注。“家的感觉，这是孩子最大的需求。”胡剑峰一语道破，如果孩子做得不对，他们允许志愿者用合适语言批评，同时允许孩子批评志愿者，让孩子感受到双方是平等的。
志愿者们尝试放弃一些习以为常的通常做法。比如，春节前到成长中心看孩子，坚决不让孩子为他们表演节目，而是由志愿者给30多名孩子表演节目。当然，在节目中间，志愿者邀请孩子一起参与做游戏，让孩子心灵触摸到浓浓爱意。
志愿者还发现，这群孩子是孤儿，从来没收到过红包。“我们给孩子发红包，一人200元，志愿者掏100元，公司承担100元。”胡剑峰介绍，志愿者的工作并没有止步于此，之后还要与孩子一对一地教他们如何把钱花好，比钱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接收到被关注的信息。
当胡剑峰和志愿者再来到这里时，孩子们都会拉着各自的叔叔阿姨一起吃饭聊天。“小朋友还会撒娇，甚至还会偷偷地向志愿者打小报告。”胡剑峰松了一口气，这群孩子变成了孩子应该有的样子，志愿服务也抵达到孩子内心深处。
胡剑峰还提出了“补齐式”的志愿服务理念。该中心7名教师，收入不高，但工作量不小。他所在的公司，将连续3年向该中心员工按每人每月200元标准执行发放补助金，另增加一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福利，按照每人每个节日300元标准执行。
就是这个志愿服务团队项目，在2018德阳志交会获得了金奖。“把志愿者的服务与孩子的成长同步起来，一定要从仅凭热情转变为理性服务。”这是胡剑峰一直坚持的观点。
更多的专业理性如何生成？来源亦无他，唯在坚持探索。秦峰是上海戏剧学院木偶专业的一名教师，2011年以来，他带着学生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为孩子们表演作为非遗的木偶剧，发现可以让病痛中的孩子快乐起来。
他们来到病房看到，一些孩子由于长期接受透析治疗，脸部已经浮肿，孩子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躺在病床上发呆，非常闭塞，性格也很内向，不少孩子不愿意见人。不过，他们对木偶很感兴趣，看着看着入迷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们给孩子带去了快乐，编排了一些剧目，比如说猪八戒是如何看病，用木偶剧的方式告诉他们要勇敢。”秦峰说，有时候孩子一边看剧，旁边的护士在另一边给孩子打针，孩子注意力转移，顾不上哭了。
学生们给医院帮忙不添乱，时间长了，他们与医院达成了默契，秦峰常常带着20多名同学，一来到医院就散开表演。最后，秦峰把木偶专业的毕业演出，也搬到了这家医院进行。
“同学们给孩子们表演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体会到木偶剧的力量与厚重。同学们不是凭借一腔热情在表演，已经形成了一种长效机制，表演的背后有理性人文关怀作为支撑。”秦峰说。
在德阳志交会的赛场上，类似小而美的项目有很多。比如，从香港返回老家普及高雅音乐的80后董博是郑州爱乐轻音乐团的团长，他带着乐团走进福利院，让孤儿、残障儿童也能听到交响乐，每年演出5场，每场惠及300人以上。
志愿理性的形成，当然也需要培训的加速。在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已经持续了16年。该校团委老师包浩民告诉记者，学校成立首家研究生支教团培训基地，在学生支教之前，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专门培训，有效提高了志愿者的课堂教学技巧，切实提高了支教能力。
穿越国界的人性
有一次，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安哥拉分公司的员工，乘坐大巴车外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遭到当地不明武装人员盘查。当时，志愿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气氛非常紧张，当地枪支泛滥，遭遇类似的拦截意味着比噩梦更可怕。
随车的当地警察，打开车窗，用当地语言与对方沟通：“这是中国的志愿者，他们外出做好事。”武装人员摆了摆手，示意大巴车通过，最终有惊无险。在2018德阳志交会现场，记者遇到了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员工牛慧，说起当时志愿者的遭遇仍心有余悸。
“这说明志愿文化是跨国界的，人性是相同的。”牛慧感慨说，“我们在当地的志愿活动有口碑，受到当地人的认可。”
如今，我国的志愿服务已经从国内走向国外，中国的志愿文化展现出穿透国界的魅力，直抵人心。
该公司在埃塞俄比亚也有项目，在工作区域内，有一面墙，上面有许多钉子，中方员工把一些仍有使用价值的生活物品，比如衣服就挂在墙上，当地的员工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取走。外籍员工为了表示感谢，把当地的小吃挂在墙上，留给中方员工品尝。
“这是一种有尊严而又温暖的传递，外籍员工也懂得感恩。”牛慧介绍，中方的员工长期驻外工作，难免情绪波动。他们也希望通过志愿活动，融入当地的生活，让业余生活更丰富。
关键时刻，中国的志愿者能起到重要作用，展现人性之美。2016年，安哥拉黄热病流行，多名中国同胞感染黄热病死亡。我国向当地派出防疫工作组，中铁四局安哥拉医院作为当地最大华人医院，承担起疫苗接种工作。该企业派出的志愿者，不顾危险，在现场做现场翻译和引导员，协助做好登记接种工作。
牛慧说：“我们的志愿服务都是免费的，也不会附带任何诉求。”
与国内有所不同，在国外，中资企业员工做志愿服务活动时，为了尊重当地文化，一般不穿红色志愿者马甲，这群身处异国他乡的新利他主义者在尊重不同文明的前提下，让志愿服务更有效率、更接地气，使志愿文化更透着人性。
中国电建海外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王哲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不融入当地社会是不行的。”
长期以来，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可是因为较多的中资企业做的主要是现汇项目，工程干得很不错，可是建完就走了。“开疆扩土”“建完就走”的“游牧”方式很容易被打上负面标签。
随着中国项目融资结构发生变化，不仅要在当地建设项目，还要在当地投资和运营。王哲观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遇到了成长的烦恼——对外缺少国际沟通的能力，一些中资企业与当地沟通的方式还是停留在花钱解决问题。王哲坦言，这种方式未必可持续，容易让当地人觉得中国人高高在上，花钱解决问题，得不到尊重，还会惹来后续麻烦。而一些国外大公司把志愿活动看作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往往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效果，这是值得中国企业关注的新趋势。
他关注到了“全球企业公民”的概念，意味着企业从被动、偶发的履行行为变成了主动编织利益相关方合作网络，追求共赢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中资企业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客观要求。相对于西方跨国企业在海外的实践，中资企业的“全球企业公民”的意识还存在低端化、碎片化和分散化的问题。
不过，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变。他举例，弗雷德是一名科特迪瓦青年，他有留学中国的经历。毕业之后，他应聘成为中国电建的一名正式员工，被公司派驻到科特迪瓦工作。他与中国员工一道参与志愿服务工作——给当地青年普及工程知识。他的表弟听说后，也跟着一起做志愿者，最后还成为中国电建的一员。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中国电建员工发现当地一家博物馆中国游客很多，但是没有中文导游。他们找到博物馆沟通，对方非常感兴趣，约定中国电建周末派志愿者在这里提供免费讲解服务。
“志愿者很认真，根据旅游淡旺季，排了非常细致的值班表。”王哲说，一位香港游客听完志愿者的讲解后连声感叹，“祖国强大了，强大了！感到非常自豪。”
可是，也有中国游客问他们，是不是国企驻外很闲呀？王哲笑着说，事实上，志愿者平时的工作非常忙，他们是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做志愿者。
中国电建的海外志愿者，行动能力很强，表现出了中国志愿者的专业化能力。今年夏天，中国游客的游船在泰国普吉岛发生沉船事故，中国电建亚太区域总部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程序，中国电建派出多名志愿者，其中有6人组成翻译小组。
“中国电建志愿者在泰国还参与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场的中泰翻译。”王哲介绍，志愿服务不仅完成了任务，还给企业带来了溢出效应——得到当地政府和民间机构的高度评价。目前，中国电建结合自身专长，推出了“科技电量生活”“绿色拥抱未来”和“爱心温暖世界”三项品牌行动。
事实让我们相信，中国的这群正在成长壮大的新利他主义者，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引领新时代的中国志愿服务事业不断前行。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