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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青年发展的关键词，我想应该是——流动。四十年来，青年人口的流动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北漂、蚁族、返乡青年等众多群体，这是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展开的空间位移。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流动，与看得见的人口流动相互呼应、彼此嵌入，共同构成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青年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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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代并存：观念的流动
当不同年代的人看待同一社会现象时，因为年纪的差异，社会现象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身处转型中国，青年们与父辈们虽然交汇并存在同一时空之中，但是观念的迥然差异使他们仿佛来自不同的世界。
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节奏感的不同。父辈节奏慢，而青年被网络推着走，网络塑造了青年的节奏感。很多青年发微博和朋友圈会给自己设定节奏，是一天发三篇？还是发两篇？打游戏是每天升三级，还是升五级？这种快节奏的习惯一旦养成，就会认为每天升级变换不同的场景是正常的。“手速”是青年专有的概念，每秒按鼠标两下和四五下的人是很难对话的。抖音和快手短视频更强化了节奏感，无数10-15秒的叠加让大脑皮层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节奏感也会带来成就感的不同。
其次是审美观的不同。年轻人为什么喜欢cosplay，因为可以把二次元世界的东西模拟在自己身上。青年人的审美观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简单到一次普通的吃饭，过去的美味就是指口味，现在卖相不好的东西一些青年也是不会选择的。青年人看待社会事物有内在审美感，他们喜欢为美好的东西付费，为感性体验买单，所以高颜值的小鲜肉受到热捧和欢迎。
最后是权威形成方式的不同。对于上一代人而言，他们心目中的权威，大多是自己的父母，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从父母口中得来的。但是当代青年的知识主要不是从父辈处获得的，他们的权威是在互联网上形成的。中国网民有7亿多人，绝大多数是青年，青年中绝大多数是跟从者、追随者，但仍有少部分人会成为设定者、引领者和权威者。
面对青年价值观的巨大变迁，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重点大学几乎40%的学生都有自己的个人公号，虽然粉丝可能不多，但他们会通过这个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一个又一个自媒体。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我们和他们除了线下面对面的对话，线上是否也需要开设公号来交流？
剩人独活：关系的流动
剩人，即被自己的子女、老伴、亲戚、朋友等所远离或疏远的一个群体，主要以上年纪的老人为主。他们大多是被自己的子女安置在养老院的无伴老人，或是在农村自己单独生活着的老人。
现在，剩人现象也延伸到青年群体，不过，青年对家庭的远离大多是主动选择的。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空巢老人”和“空巢青年”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剩人社会”。今天年轻人不再焦虑选择的缺乏，而是焦虑如何在每一次选择中都做出收益最大化的选择，让每一个当下都获得最大化的个人价值。因此，如何重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获得归属感，成为重要的命题。
与现实世界的孤独寂寞相反，网络世界的青年热闹非凡。人人与屏幕相处，即便是在同一圈层内，不同亚圈层之间的“结界”增强，互相理解与交流的难度增加。同样喜欢TFBOYS的青年，有喜欢其中一个人的，喜欢两个人的，喜欢三个人的，喜欢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的，喜欢两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的等，都有专门的称谓，都有自己的阵营。就像有的青年自己说的：“如果有一天因为非法下载音乐被抓，请按照音乐品位把我们区分牢房。”
大量中弱度关系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网络的扩大，同时也带来社交过载和负担。无论生活中有多大的烦恼和焦虑，在朋友圈晒出的一定是最美好的自己，总是陷入“总是羡慕别人”和“处心积虑让别人羡慕”的境地。在大城市生活的青年人，也面临丧失建立深度的、有意义关系能力的挑战。当然，剩人现象也意味着完整的自我保留、独立意志的展现以及自我空间的维系，剩人需要使“孤独感”和“空巢感”在必要时得以缓解。
“剩人”是这样一群与父母及亲人分居、单身、独居、租房的年轻人最为真实的写照。这一群体需要相关社会工作者提供社会支持网络和提供增权服务。这种支持既包括情感支持，也包括物质支持。应当为他们开展各种活动提供条件，增强他们对实体空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矫治，引导他们迈向更健康的成长空间。
意缘驱动：阶层的流动
90后00后价值观形成的年代，中国经济正在腾飞，所以他们是中国两百年来第一代从出生开始就是站立着的青年，他们身上的大国心态、民族自信、爱国情结都是与生俱来的，不会以80后中常见的姿态仰视西方。但同时，他们“没有吃饱肚子，为肚子而斗争，一旦吃饱肚子，就会为价值观而斗争。”
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拒绝遵循父辈安排的成长模式，选择网络主播、网络作家、独立音乐人、电子竞技选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兴职业业态。我们2017年完成的网络直播调查显示，网络主播中家庭所在地来自省会城区和直辖市区的占比均为14.2%，地级市区占比17.4%，来自县、乡、村合计占比55.0%。网络直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底层青年群体上升通道的作用，网络主播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让真正的底层青年群体有了向社会广播的能力。
公务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大学教师等传统“高声誉”职业一直是社会的中间力量，也是无数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今天，这一群体可能在社会中仍然处于很高的等级，但他们所具有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崛起。
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包括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中介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联结这四个群体的纽带不是家庭（血缘）、教育（学缘）和职业（业缘），而是“价值观”（意缘），价值观和认同感之于他们比血统和出身重要得多。新社会阶层开始在一些新兴领域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改变了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
新社会阶层无疑是最具创造性的力量之一，但体制外知识青年群体也曾让世界各国苦恼不已。西方国家一直为此寻求妥善的应对之道，作为更先进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该如何引导、服务、管理好新兴青年群体，是新时代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站在下一个四十年的起点上，更要重视青年的价值。正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包道格所说：“代际因素成为中美贸易战中的重要变量。多数美国外交官员从事中国相关事务的时间只有大约十年或更少。他们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于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没有个人记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始于令人印象深刻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中国超过美国，获得了迄今为止最多的金牌数量），而不是尼克松与贫穷、落后的中国建立关系的勇敢之行。他们只知道一个强大、正在崛起、与美国存在竞争的中国。这些年轻的官员只有了解了中国发展的历史，除了冲突之外，才有别的选项。”
一段五千年的文明史流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年轻”的社会变革，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社会变革，每个青年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中国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每一代人都奋发有为，下一代人会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注定超越，这就是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原因所在。
廉思（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