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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青年报《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刷屏，想来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在于选题背后的教育不平等问题，这一不平等会如此牵动人的神经，是因为教育本身是对无辜个体的一种选择。换句话说，这其实涉及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以何种朝向进一步发展，人们很容易接受自身已然的处境，但涉及全新的个体时不禁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与共情。
对文中介绍的在线同步课程模式最大的怀疑，集中在其真正效果上。这是一个很难证明的命题，正如一些观点提到的，贫困地区招生政策、当地发展等变量都举足轻重。但从原理上来看，我相信这是一种正确的思路。
如果从小到大成长在重点学校的重点班级，可能很难理解的是，老师与老师之间的差距比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差距都大。在我看来，老师的核心能力由三个方面构成：第一，知识能力。也就是说，老师是否真正掌握所授知识，以及为了解释这些知识必要的高阶知识。在招聘师资时要求博士学位的大城市重点中学，这显然不会是一个问题，但并不代表在绝大多数地方不是问题。老师与老师的差距，特别是高中阶段，很多时候仅仅在老师的知识能力上就拉开了。我所在的高中是地级市的省重点中学，教授我高一物理的是一名普通师范大学新毕业的男老师。我不否认他的敬业勤勉，但仅仅在知识上很多时候就会感到他的吃力，当同学提出一些原理性问题时，他显然缺乏娴熟援引额外知识进行解释的能力。这还是一个省重点中学的情况，对于许多县级中学、非重点中学来说，老师的知识储备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第二，传达能力。也就是说，老师是否能够将知识转化为学生的成果，在课程上需要有良好的教学技巧和教学经验的老师循循善诱，课程外还需要老师有很强的执行力和责任心，理解学生的需要，也需要一定的管理乃至心理技巧。
第三，信息导向。也就是说，老师是否了解考试的重点难点、命题趋势，是否了解答案评判的重点和关键，是否了解总体大纲改革的方向，是否能对考生未来规划给予有用的指导。
在线同步课程的模式如何影响这三个方面呢？首先，重点中学的优秀老师极大程度上解决了教师的知识能力问题，这其实恰恰是很多非重点中学最缺乏的且短时间难以改变的。能把知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非重点中学是弥足珍贵的。此外，重点中学的优秀老师在教学技巧和教学经验上显然也会更胜一筹。最重要的是，重点中学的优秀老师往往对于高考的风向、走势、评判标准有更清楚的分析，甚至本身就参与高考的研究和命题。即便是在信息化的今天，这样的信息往往也是很难传播的。
从在线教育开始的第一天，“环境”这个词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课堂的氛围，往往被视为最为珍贵的。各大慕课平台广泛存在的报名率高、结课率低现象也的确存在。那这样的模式与买一些视频网课的区别在哪儿呢？我想，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班级”与“人”是完好无损的。这不是个体的单打独斗，整个班级仍然在一起，在一种强制学习的环境下，进行互助和竞争、生活和学习。在课下，学生的作业仍然被批改和指导，学生遇到问题时依然可以找人请教，依然有老师关心学生的心理状况、状态起伏，等等。所有学生的所有活动，仍然是被严格限制在高中学校的日常框架下的，同样的上课下课时间，同样的晚自习，同样的阶段性考试，这些全都是一般的在线教育做不到的。真正被割断的，只有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互动。相较于可能存在的悬殊的师资水平，权衡之下，课堂互动这一方面的隔断未必如此重要。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是，这种穿越空间的方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克里斯玛。顶尖教育资源近在眼前的魅力，大城市神秘感带来的诱惑，往年的“乌鸦变凤凰”实例给予的微弱而闪光的希望，在非重点学校是如此珍贵。对于无数的非重点中学来说，最难以改变的是“糊弄”：老师糊弄，学生糊弄，家长糊弄。家长只期待监护，老师只做好本职任务，保证学生和自己的安全，这是许许多多中学的常态。
没有问题吗？当然有。
最关键的便是当地老师的问题。文中简单提到了一些老师不配合的极端举动，但可以想象的是当地老师的反抗是最致命的。对于一些老师，特别是老教师，这是一次对其权威的瓦解。一些老师在乎的，是本身具有的优越性和权威性，甚至是课堂上的权力结构扭曲。这样的老师在面对一个被置入的更高权威时，会自然而然地不配合。去年我在学校社团被分配负责一项在线支教项目，教授小学的国学、英语、音乐等课程。仅仅是每周一次课的变化，就很容易能感受到任课教师复杂的情感和不愿配合的心态，哪怕校长亲力亲为地督促和主导。另一方面，这样的模式本质上要求的是老师职能的转变，讲授能力、课堂风格不再必要，但如何给学生课后反馈、如何衔接视频课与学生、如何以恰当的方式让学生最大程度地利用课程、如何有效地督促学生，变成了老师的核心能力。如果这一环未能做好，仅靠视频课本身显然是不够的。
学生的意愿也是被提到很多的问题。如果一个地方的问题出在学生上，又很难去改变学生的倾向，那打破教育恶性循环的难度是倍增的。
硬件对于很多地方也会成为困难。我至今对于当时在线支教项目当地小学时常出现的停电记忆犹新，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可能带来的面对系统故障的耽搁。
而在我看来，一个更难以言说的问题在于学生是否能够具有接受这样冲击的能力。正如文中提到，曾经有北大的农村学生表示，自己幼年时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被人问牙不整齐，为什么不矫正，全都只能低头沉默；到了北大，同学们说自己在洛杉矶、旧金山，或者世界各地度假，她还是插不上话。这些真实的差距会如何塑造高中生，很难简单地描述。如果说根本上的不平等不可能被消解，那么在教育上的这些努力，至少提供了一个走向弥合的阶梯。
刘军希（北京大学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