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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众多不可言说的任务中，有一项委实难言光彩：从上世纪20年代到冷战结束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强大的情报机构把一干著名作家视为假想敌，对他们进行秘密监控，有些文坛名人终其一生都未能摆脱FBI的窥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近日出版的《被监视的作家》一书，重温了这段今日看来颇为荒谬的往事，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美国在二战、冷战、民权运动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变迁。
“作家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有思想”
“作家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有思想。他们落入了FBI的视线，开始被监视、跟踪和调查。”《被监视的作家》一书如此解释美国情报部门为何“入侵”文学世界。
“《信息自由法》规定，人去世后就没有隐私权可言。”作者帕特·布朗告诉美国“每日野兽”网站，根据该法案，他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档案。反复翻阅故纸堆后，他选择了16位作家作为新书主角，书中情节“翔实生动，有时颇具喜剧色彩”。
这些作家中，有艾伦·金斯伯格、苏珊·桑塔格、亨特·S·汤普森、杜鲁门·卡波特、诺曼·梅勒等，大名鼎鼎的海明威和马尔克斯也赫然在列。不管他们来自美国国内还是海外，以何种风格的作品见长，FBI都给他们安上了“间谍”或“颠覆”的假想罪名。
对本国公民的监控始于FBI首任掌门人埃德加·胡佛，从1924年走马上任到1972年离世，他的任期长达48年。对这位FBI史上头号人物，坊间评价褒贬不一。
1919年6月，美国8个大城市发生连环爆炸，其中一枚炸弹把时任首席检察官米切尔·帕默的住宅炸得粉碎，激起了全美上下对“异端”的怀疑和恐惧。在胡佛授意下，FBI罗列了一长串名单，包括不少作家、史学家、记者。大多数人对当局的敌意一无所知。
“真实的历史资料告诉人们，我们的‘公仆’是怎样以维护公众利益之名，行不可告人之事的。”布朗告诉“每日野兽”，“这些档案有必要被公之于众，以供后世借鉴。”
“引起FBI注意很简单”
普通公民成为FBI“眼中钉”的缘由多种多样：写作、公开发言和请愿、加入社团、参加会议，甚至到某些国家旅行……“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引起FBI注意很简单”。
《被监视的作家》收录的16位主人公中，辛克莱·刘易斯极具代表性。他经常对“小镇式的伪善和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冷嘲热讽，“土生土长的法西斯主义”也是他的抨击对象。1930年，刘易斯成为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随即进入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视线。
刘易斯的作品《埃尔默·甘特利》《大街》《巴比特》《埃罗史密斯》由名叫“工人图书馆”的机构发行。该机构向工人提供廉价简装本，声称要“对抗资本家，消灭带来剥削、压迫和战争的制度”。委员会由此怀疑刘易斯加入了“红色阵营”，尽管他们“不大能从他的小说里看出‘工人图书馆’那些政治主张”。
美国政府从未放松对刘易斯的监控。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卷宗已厚达150页，FBI不得不化繁为简，最后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刘易斯从事过间谍活动”。在持续监视近1/4个世纪后，无论FBI还是美国军方，都没有发现刘易斯的任何“不法行为”。
赛珍珠的案卷更厚，有200多页。FBI对她的“特别关照”始于1938年，正是她关于中国农民的长篇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
真正激起当局警惕的，是她在1941至1942年创作的宣传册《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其中一段写道：“美国海、陆、空部队普遍存在种族歧视。在国防部门和行业中把有色人种排除在外，无异于是在帮助我们的亚洲敌人——日本。”
赛珍珠预言，一旦二战结束，殖民主义将走到穷途末路，因为“有色人种长期以来的忍耐到了尽头”。一位“爱国者”拿到这本册子后，在这段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文字上写下“颠覆”和“撒谎”两个词，然后把它寄给了FBI。
跟前两者相比，威廉·福克纳的卷宗十分“袖珍”，只有18页。这位作家的文风天马行空，对后来的许多同行影响深远。他在FBI挂名，主要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一桩富有争议的案件。该案中，黑人男子威利·麦吉被控盗窃并强奸了一名白人女子，法庭只用了两分半钟就判了他死刑，并动用军队把他押回监狱。
“他们处死我的真正原因在于我是黑人……孩子们长大后，请告诉他们父亲为何而死。要改变现状，你和孩子们必须战斗下去。”在给妻子的遗书中，麦吉写道。
此案引起了轰动，很多人要求重审，包括福克纳。最高法院驳回了申诉，于1951年3月对麦吉执行死刑。这封请愿书成了福克纳在FBI唯一的“污点”。
还有一些作家的罪名纯属“虚构”。科幻小说家雷·布莱伯利的代表作有《火星纪事》《华氏451度》等，跟政治根本扯不上关系。他大概不会想到，FBI怀疑他的理由，竟然是“科幻小说是苏联瓦解美国人意志的阴谋”。
行踪和手稿都是监控重点
克劳德·麦凯出生于牙买加，是20世纪20年代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灵魂人物。据称，丘吉尔曾在演讲中引用他的诗篇：“若我们必须牺牲，让我体面地死去。高贵的血不能白流，就算是妖魔鬼怪，也不得不在我们死后低头致敬。”
这位英雄情结浓厚的少数族裔领袖，被FBI称为“臭名昭著的黑人革命者”，“从大西洋一直活跃到莫斯科”，其档案长达193页。卷宗中提到，1923年麦凯即将动身前往苏联时，美国政府告诉出入境部门，他重返美国时必须加以“适当盘查”。在他居住的巴尔的摩市，FBI特工“专门给胡佛写了份报告，炫耀说动用了当地全部警力监视麦凯”。
黑人作家的手稿也无法逃脱FBI的视线。在线人协助下，FBI经常提前“拜读”他们的著作，如剧作家洛兰·汉斯贝里的《阳光下的葡萄干》、拉尔夫·埃里森的《隐形人》等。
“FBI想了解什么？有这么几件事。”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威廉·麦克斯维尔告诉英国《卫报》，“第一，这些作家要到哪儿去，特别是当他们到欧洲、非洲和拉美旅居时；第二，他们要对公众发表什么内容。”在上世纪50年代，有些人的作品还没出版就被FBI审查过了。
“在埃德加·胡佛眼里，黑人文学和激进主义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FBI还考虑过给一些黑人在政府部门安排工作，并允许他们参观白宫。他们想借此知道这些黑人领袖究竟在想什么，进而告诉他们应该想什么。”
“当然，联邦特工也不全是为了监视而阅读他们的作品，有的人纯粹是被文学之美所吸引。”麦克斯维尔补充道。
“全能的政府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撰写这些档案的并不只有FBI。在冷战氛围中，人人都可能是间谍，也可能是告密者。
1947年，一位自称来自加州的记者向FBI寄了封匿名信，将辛克莱·刘易斯尚未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王孙梦》称为“继《汤姆叔叔的小屋》后最具煽动性的作品”，刘易斯“在书中故意煽动黑人对白人的不满，它是向白人社会散布‘种族平等’的宣传工具”。
1970年，路易斯维尔市的一名居民向FBI举报称，亨特·S·汤普森是“社区的害群之马”，可能犯过案、坐过牢。“我很想留下自己的名字，但害怕被起诉”。
“看他那手舞足蹈、眉来眼去的样子！”看了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脱口秀中的表现后，一名观众在给FBI的匿名信中愤怒地批判道，鲍德温公然指责尼克松政府“歧视年轻黑人”，应该吊销电视台的经营许可证。胡佛“深受感动”，在回信中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展开调查。
在所有非官方监视者中，最大牌的当属罗纳德·里根。根据司法部的记录，一名洛杉矶特工称自己与里根交情匪浅，后者从1941年起就是FBI的线人，是FBI安插在好莱坞的“眼睛”。“里根提供了那些疑似加入‘红色组织’的演员动向，还有好莱坞内部的阵营斗争。”FBI在备忘录中提到。
绝大多数“嫌疑人”至死不知晓自己的一举一动尽被当局掌握，约翰·斯坦贝克是个例外。他的作品经常描写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曾被翻译成德语，成为纳粹德国的宣传工具。“他是极少数意识到FBI在监视他的人。”《被监视的作家》写道，“1942年，他忍无可忍地给首席检察官弗朗西斯·比德尔写信：‘您能不能让胡佛的手下别再踩我的脚？这很无聊。’比德尔把信转给胡佛，后者称‘绝无此事’——这是他的一贯托词。”
FBI对文化名人的监视活动，有的经年累月，有的短短数日；有的跌宕起伏，有的无疾而终；有的荒谬可笑，有的令人不寒而栗。《被监视的作家》最后概括道，“联邦政府偶尔会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但这类监视活动将来可能还会继续”。
“全能的政府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在《被监视的作家》一书结尾，出版自由基金会执行主任特雷沃·蒂姆如是说：“今天的FBI拥有各种先进设备，是胡佛那个年代做梦都想不到的。有了这些高科技手段，他们对整个国家的监视有过之而无不及。”
（摘自《青年参考》2018年10月18日A05版）
《青年参考》见习记者 胡文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