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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一个字来展示中国思想，那就是“道”。讲比较思想的学人，进行文化思想比较时，爱把中国之道与西方思想最根本的logos（逻各斯），印度思想最根本的Brahman（梵）放在一起，显出的也是道对于中国思想的根本性。道确实源远流长，从文字上，可从楷体“道”，上溯到隶书的
，金文的
，到甲骨文的
。这些字体在时间演进中有乍看难识的变化，但基本结构不变，都是：
（人）行走在
（道）中。在演进中，人，从甲骨文中整体的人，变为由首与足来象征，变成只以首象征，基本词义不变。正如“道”从远古村落的仪式之道演进为城市坛台上的仪式之道，再为祖庙前的仪式之道，最后为通向帝王宫殿的庄严之道。现代的样板是：从前门到天安门到端门到午门到太和殿的大道。道在先秦成为中国思想的核心概念，《老子》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道，作为中国的核心思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一、道是道路（
）。道首先以具体的道路体现出来。有路，人才知道怎么走，因此，任何事物，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道”，帝王有道，盗亦有道。在所有具体之道的后面，有决定具体之道之为道的宇宙之道。这就是老子讲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根本之道，就是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的宇宙之道。要而言之，道是具体可感的形下之道与抽象可悟的形上之道的统一。
二、道是行道。道从行走之道中呈现出来。这里特别强调行走、践行、实行对于呈道、证道、悟道、得道的重要性。行道，第一，当道路从脚下伸向看不见尽头的远方，行道呈现为不断变化的具体运动之道，从而，道是行道和呈道的统一。第二，行道是人去行走。体现为人与道的主客合一。道是在人的行走中呈现出来的，人不去走，就不晓道究竟为怎样。这就是孔子讲的“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论语·卫灵公》）。道因人的践行而呈现出来。这与西方哲学要把主客严格分离才能得到客观真理的主流思想，极为不同；也与印度哲学要去我、去情、离俗、超世，方能见梵悟佛的主流思想，甚为区别。就此来讲，道是主体和客体的合一。第三，道能行，才真正算道，方为有用之道，道让人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道就是能通想通之处的通衢（-
）之
道，就是通向目的之“通”。 在这一意义上，道就是“通”。通是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融会贯通，触类旁通，有道方通，通为得道。《说文》释“通”曰：“达也。从辵，甬声。”商承祚、郭沫若、马叙伦、孙海波、李孝定等都说，甬与用相同或通，用即实行，即通过在道中行道而通向而达到自己的目标。
三、道是引导（導）。道路本身就是一条路线，具有引导作用，没有道，人不知怎样走，因此，人在道外，会被引入道中，人在道中，被道引着前行。道有两个层面，具体的形器之道和玄奥的形上之道。道作为引导，体现为，在人的行进中，道是怎样的，自会呈现出来，犹如道引导人去得道之理，人走过各种各样具体之道，这多样的“行走”自会引导人去思想这些具体之道何以如此的后面的总体之道。对于中国思想来讲，要在观道而行，而道有两层，形下的具体可见之道与形上的抽象不见之道，引导的作用，在于用形上之道引导由形下之道到形上之道。
四、道是言
。道作为道路、行道、引导，可用语言进行总结，以让道之真得到普遍的传达。这时，道就体现为言说之道（
）。这里须强调的是：道包括两层，一是具体的形器之道，一是形上的玄奥之道。言说之道（
）也可括两个方面，具体的形器之道和形上的总体之道。具体形器之道也由虚实两部分构成，对其实的部分，要用确定性的语言，这就是孔子讲的正名理论和名家讲的名实理论。对其虚的部分，要用比兴之言。比兴之言所表达之虚，既与形器之实相连，又与形上之整体之道相连。比兴之言体现在五经和老庄的言说中，在《诗经》和《庄子》里尤为突出。对整体的形上之道，则要用体悟性的无言之言。这就是孔子讲的“予欲无言”（《论语·阳货》），也是《文心雕龙·神思》讲的“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如何用具体之言和比兴之言去讲具体之道和用无言之言去讲形上之道。构成中国言说智慧的特点。
五、道是中道。古文字道的“人在道中”，内蕴着中国智慧的原点和历史演进的内容。人在道中，上溯到早期文明的夏商周，是王在道中，严一萍讲了甲骨文中的“道”出现在两类词组中：“王道（导）”和“道（导）王”。二者词义虽别，其义皆为王在道中。这道可以是祭祀时仪式之道，可以是巡狩时的列邦之道。而仪式之道和巡狩之道，又是对天道的模仿，萧兵、叶舒宪讲，道最初是天神在天道之中。道与中国型的天文建构以及由之而来的“中”的思想，与中国型的政治建构以及由之而生的“和”的思想，紧密相连。道与天文中以北辰为中心以日月的曲线运行而来中道，与政治上身-家-国的合和中道、普天下夷夏的合和中道，紧密相连。
以上五点，或可作为体悟中国之道的通幽曲径。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