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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玛是一名负责市场营销的女性管理人员，每天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却并不能享受5点后的下班时光。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她要用手机一个一个地回电话；回到家吃完饭，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她要查看邮件，再回很多个电话。同样的，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丈夫此时也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在睡觉前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
这是吉尔·弗雷泽《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一书的开场，被日本著作《过劳时代》引用，当然，如果把吉玛换成中国人的名字，读者也不会对这个场景感到陌生。
《过劳时代》日文版出版于2005年，至今再版12次，中文版于2019年1月首度面世。作者森冈孝二却在2018年8月心脏病发作去世，7月，他刚刚写完这本书的中文版自序。
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是日本过劳死协会的会长，也是推动日本过劳死相关法律建立的著名学者，本人却因过劳而死——他给杨河清的电子邮件基本都是半夜两三点发来的，白天也依然在工作。
“为什么研究过劳死的人会过劳死？为什么这么多人过劳？为什么他们不考虑过劳会带来的后果？这也是我们研究会正在探索的问题。”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杨河清表示，中国的过度劳动问题也已经比较严重，甚至在一些行业，过劳死频发。
《过劳时代》在日本出版时，年轻一代开始用“黑心企业”一词来指代“不想就职的公司”。许多“黑心企业”要求员工没日没夜地加班，然而加班费要么少得可怜，要么干脆没有。同时，长时间劳动和工作压力导致的“过劳自杀”，也成为日本年轻一代的多发病症。毕业于东京大学24岁的新员工高桥茉莉，入职大型广告公司电通仅8个月，便于2015年12月过劳自杀，经确认，高桥在出现症状前的一个月内，加班长达105个小时。
在全世界范围内，日本也是长时间劳动问题最突出的国家。调查显示，日本男性正式员工与英美两国男性相比，每周要多工作约10个小时（每年500个小时），比德法两国男性多大约12小时（每年600个小时）。
《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2002年增加了1万多个新词汇，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日语的“karoshi”（过劳死）。可见，过劳死已经成为象征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过劳死这一现象已非日本独有，而是蔓延到全世界。
中国，也不例外。
杨河清介绍，过劳可以分为轻度、中度、严重等不同程度，“在一些职业和行业，严重过劳是比较多的，比如医生、警察、高校教师、媒体从业者、演艺人员、IT研发人员、企业高管等”。媒体报道的过劳死是过劳的极端状态，近年来的案例，最年轻的23岁，年长的也不过60多岁，大量集中在30~50岁。
有这样几项调查：2012年8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开展“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2011~2012年度，69.4%的受访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杨河清的课题组在2007年、2009年、2010年、2015年，对政府机关、科研院校、医院、媒体、企业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查，各项结果均表明，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人超过30%，甚至有近10%的人超过了60个小时。
“我国还没有关于过劳死的医学的、法律的判定标准，但客观上过劳死是存在的，严重的过劳有可能导致过劳死，包括过劳自杀。”杨河清说，“而且从经济上看，过度劳动也会造成因为健康损害消费萎缩效应、人力资本回报收益下降效应等后果。”
杨河清说：“中国过去一直关注怎样发展的问题，对过劳的关注只不过是近10年的事情，目前法律层面还几乎是空白。”根据现行《劳动法》，只有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才被视为工伤，而这一规定显然不能适应目前的社会需求。
杨河清表示，过劳人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主动过劳，一类是被动过劳。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属于被动过劳；而在白领身上，有被动——环境压力造成的和老板要求的，但相当一部分人是主动过劳——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李松蔚的从业经历中，最常见的并非因为劳动本身造成的伤害，而是劳动所附带的压力。曾经有一个人对李松蔚说，自己每天晚上下班时都特别有压力，因为当他穿过其他人的办公桌，看到同事们都在加班，就很不好意思先走。于是，他的奋斗目标是有一天可以成为领导，有独立的办公室，可以自己决定几点下班。
后来，他如愿以偿当上了领导，却发现当领导更累。的确可以在一个正常的点下班——他把这个点定为晚上8点半，“但当我从办公室走出来，看到我的下属还坐在电脑前，我从他们面前走过，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领导”。于是，他默默出去抽了口烟，回办公室继续加班……
这就像一个循环，你想结束工作了，却发现其他人还在工作，你就会想，是不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我错了？于是，所有人都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要求自己加班。
森冈孝二指出，过劳时代的出现有四个原因：全球资本主义使得国际竞争愈发激烈；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及了手机、网络等通讯手段，同时也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以消费为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让人们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满足自己的攀比心理；自由职业带来了雇佣形式的多样化，也客观上导致了收入的两极分化。
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李松蔚不考虑造成过劳的时代原因，而是考虑个体的解决方式。“来找我咨询，我显然不能告诉他这个事情主要看你的老板有没有良心发现，或者我国有没有相关法律。我只能告诉他，你能做什么——一个很小的建议是，拒绝”。
然而，又有很多人说：“我也想拒绝，可是这个话你得跟我丈母娘说，她说我必须有车有房才能把女儿嫁给我。”所以，谈“拒绝”，我们一定会面临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我能不能在主流社会中体面地生活下去；我能不能为我想要的生活节奏埋单？
那么，如何与自我和解？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的一句话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回答：“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最大的罪恶。”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