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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2月13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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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变小了

艾莜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年02月13日   06 版)

    每年正月初三这天,家住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南杜村的周京喜家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大团圆,并拍摄全家福。周京喜家庭供图

    今年过年我落下了个“不良”习惯:对朋友圈里满桌子的山珍海味提不起兴趣,但会下意识地数人家照片里的碗筷。

    我家春节只有3口人:爸妈和我。明年这个数字是否变化主要取决于我成家与否。

    生于1992年的我手握“独生子女”证,见证了神舟上天,航母下水,高铁网络画满半个雄鸡版图,我们探索的世界越来越宽广。但同时,我们也是在“一大家子”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正在经历着“大家”变成“小家”的过程。

    妈妈说“都是你们年轻人晚婚闹的”,外婆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做了外婆。在她眼里,新生没有赶上她们老去的速度,家庭成立赶不上拆分的速度,所以,家里的热闹续不上了。

    我自然不愿背这口“锅”。当人们离开了土地,当年轻人喜欢独居,当故乡的人老去,当我们对“年”不变的期待与不得不变化的形势撞击,失落是不可避免的。

    一起过年的人少了,我们的家变小了。

    有报告曾指出,上世纪50年代,我国户均人口5.3人,到2012年,缩减到3.02人。在我家,变化在过去10年里一点一滴地发生着。

    2013年,88岁的爷爷离开了故乡。那年县城搞新城建设,爷爷家所在的村子在搬迁的范围内。按当地拆迁补偿办法,爷爷将在县城有一套90平方米的楼房,和他的老宅子同等面积,市值30万元人民币。陆续地,有人来家里评估房屋,窗户、家电、甚至盆栽都被一一记录,它们每件都将为家里多争取一些补偿款。

    爷爷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从14岁开始当兽医,直到上了年纪拽不动那些猪和牛。那个四四方方的药箱内兜里塞过5角、1元、5元的零钞,过年前他会到镇上的农村信用社换成一张张“红票”,等孙辈回家给他们压岁钱。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在外打工,能在县城里有套房子是再开心不过的事。前年,整个村庄完成搬迁。一起“空城”的,还有周边70来个村子。那些弯曲的小路、长满苞谷和土豆的农田、在我膝盖上留下印记的石台阶,都在轰隆隆的推土机声中消失不见。

    再后来,爷爷的健康每况愈下,我爸兄弟几人商量分家的事。在农村,分家是很常见的现象。老话讲,“树大分杈,人大分家”。当儿女成婚后,父母会将积蓄、私产统统分给孩子。对很多家庭而言,财产分配也意味着家庭“解体”。

    我爸兄妹四人,他排行老幺,很早便离开家打拼。几十年过去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还算不错的生活。他听从了兄姐的一切安排,几乎没从爷爷家“分”得什么。记不清父母因为分家的事吵过多少回。伯伯和姑姑家也因为分家的事吵红了脸,再没坐在一起吃过饭。

    “一大家子”聚一起的日子一去不返。爷爷按月由各家轮流照顾,年就彻底各过各的了。

    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独生子女的开端,也是结尾。在爸妈那辈,家里有三四个孩子很常见,我知道的生育最多的是外婆家村里石碾旁的那户,生了9个女儿,据说还有两个儿子,不过没能养大,夭折了。

    每到过年,在外漂泊的孩子拎着大包小包往家赶。路远的要坐遍车、船和摩托,我们离得近,需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北方农村的土炕上放着花生、瓜子和糖,一年见未见的叔侄舅姨很快就能熟络起来,围坐在热炕头侃大山。

    在外婆家过的那几个春节,是十五六口人的三世同堂,外公从进腊月起就开始忙活。宰年猪、蒸扣肉、灌香肠,屋里屋外的两口大锅和外公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着,灶坑里的火噼里啪啦地烧,食物的香味钻进家里角角落落。最热闹的是除夕,吃饺子前要放上几挂鞭炮、几桶礼花,孩子手里拿着“摔炮”“窜天猴”,不亦乐乎。

    一家人盘腿坐在炕上,看着春晚打着牌,吃口冻柿子寓意新一年事事顺利。睡觉前还要给家里的孩子“抻一抻”——孩子平躺在炕上,一个大人拎孩子头,一个拽脚,寓意来年多长些个子。

    我升高中那年,外公患了脑血栓,好在治疗及时,出院后他能自由行动。只是,当了一辈子老师的他,不会写字了。一个“大”字,反反复复想了许久,却始终写不出来。他能认识的人越来越少,老冲着我喊小姨的名字。

    家中的事务外婆一个人张罗不过来。菜园子荒了,后院的墙头长了草,家中的鸡两天也喂不上一次。舅舅和姨妈们不放心他们在农村独自生活,终于劝说他们搬进了城里的房子。那些热闹过年的记忆不再延续,我也没了可以放肆“野”几天的地方。

    今年春节,舅舅一家在云南过年。自打3年前舅舅和舅妈退休后,老两口每年12月到次年2月,都像候鸟一样飞向南方。第一年他们去了海南,第二年在广西。舅舅没有在那些城市买房,他有着自己的算法:自己的房子要按月交水电费、物业费,赶上房子受潮,还得修房子,“住不回来,还是租房子住划算”。他还在心里盘算着,他和舅妈辛苦大半生,祖国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去,他们要多转些地方,享受晚年时光。

    舅舅和我在微信上打字聊着,我们大概有两年没有见面了。平时互相在朋友圈点赞,他偶尔会在评论区留下一个大拇指的表情。

    表哥长我5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今年参与到春晚当天几亿人抢红包的项目里。为了让后台不被“不可预估”的流量冲垮,他从春节前10天开始加班,除夕和初一熬了两个通宵。初二一早,他从北京飞往昆明,和舅舅、舅妈会合。

    表哥到昆明的第二天,舅舅便发朋友圈“谴责”他:“说是来陪我们过年,实际上是无薪出差吧!”照片里,表哥伸着脖子盯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左手托着下巴。“他不升职谁升职,他不加薪谁加薪,他不(打)光棍谁(打)光棍!”舅妈提起他未婚的事就恨得牙痒痒。

    二姨妈家的表姐去年嫁人,今年去婆婆家守岁。姨妈姨父加上外公外婆,四口人年龄总和接近300岁,可能比我家稍稍热闹一点。初二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去她家拜年,这10分钟的车程我熟悉到可以闭眼摸到。他们聊着熟人的近况,我保持“沙发瘫”的姿势,努力应和着。外公外婆对新的环境逐渐熟悉,只是他们的话很少了。

    小姨一家去国外旅行过年。她们计划已久终于“狠”下心,抛弃了“过年必须在家”的想法。

    春节假期末尾,我妈妈已经开始筹划下一个春节怎么过了。她提议,“要不,咱们明年也旅行过年吧。”我掏出手机,把新闻里景区人头攒动的照片发给她看。她摆摆手,“太挤了”。

    我继续搜罗着那些小众或者人少的地方,准备带父母一起去度假。

    都“9012年”了,是时候放下一些执念,坦然面对大家和小家的变化。

艾莜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2月13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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