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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过了第一个国外年后，我的心情可以套用钱钟书《围城》来形容：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从小每年回老家过年，都得把自己塞进五味杂陈的封闭车厢，跋涉到每天两三只大鸡腿伺候的亲戚家，在他们的热情中沉沦。尤其这两年，各种微信公众号帮你总结“春节返乡青年将经历的十大酷刑”。于是今年趁着男朋友在英国读博士的机缘，我以“探亲”为由，想逃离一下春节这张“大网”，去外面呼吸几口清新的空气。
大家微信转发抢票小程序求加速包的时候，只有我淡定异常，沉浸在自我赋予的优越感中。腊月二十七，父母动身前往火车站，挤进人头攒动的春运车厢。几乎在同一时刻，我拉着行李箱，将礼物塞满半个箱子，坐上了远航的飞机。
飞到海外过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在前往迪拜的飞机上，我身边坐着的几乎全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右手边的大姐一看就身经百战，眼罩耳机脚凳一应俱全，还抽出一本《阿拉伯概况》读起来，如老僧入定。直到聊天时，我才得知她作为国内旅游团领队，已经快10年没有在国内过年。而左手边一直在拿手机听相声的大叔，则是常年漂泊在外的海员，刚刚和家人吃完团圆饭。
直到在迪拜转机，登上飞往英国的飞机后，我才有机会感受“独在异乡为异客”——飞机上的乘客几乎全是陌生的异国面孔。一路问着“您喝咖啡吗”的空姐，一到我这就改口成“您喝茶吗”。
小时候，过年期间最喜欢的节目除了相声小品，就是驻各国记者发回的“给您拜年”新闻播报。每当此刻，我的内心就会泛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自豪感。但到了英国才发现，你可以在一天内感受到四个季节瞬息变幻，参观一千零一种风格各异的博物馆，但是唯一难以发现的便是中国的年味儿。
在英国待了多年的男朋友提前给我打了预防针——在英国如果不在唐人街，过年的气氛恐怕只能在购物商场寻得。
为了多些热闹，我们在除夕那天准备去爱丁堡拜访在那里居住的学姐一家。
等到了真正腊月三十这天，我突然发现，热闹是国内各位亲友的，我什么也没有。
隔着8个小时的时差，在爱丁堡刺眼的阳光下，我突然开始想念一张浓香四溢的年夜饭饭桌。手机打开了贵得惊人的流量，抢红包只为刷一份存在感。给父母拨去视频通话，原以为会收到一伙亲戚的集体围观，没想到他们都吃过了年夜饭，各回各家看春晚去了。
为买贺年礼，我们走遍了整个爱丁堡找中国超市，没有一家开着门。座落在爱丁堡郊区的学姐家周围一片静寂，年夜饭的主菜是英国本土超市的烤鸡和香肠，还有各式蔬菜沙拉。吃着年夜饭看着春晚，我们假装时间还停留在过去的8个小时，可是时不时跳出的YouTube广告提醒我们，《难忘今宵》的“今宵”实则早过了。我们过着东一区的时间，是否还算守了东八区的岁呢？
自己也觉得奇怪，之前厌烦的鞭炮声、年夜饭、拜年礼，突然成了极力想补救的仪式。看着“过年走亲戚已经成了一种身心俱疲的义务劳动”这类标题，我默默地点开了亲戚的头像，挨个给平时甚少单独联系的姑姑叔叔舅舅姨妈们发了拜年短信。虽然收到祝福的话语时不时地“撞车”，但我已不再“群发的短信就不回”。
之后的几天，国内的朋友们在讨论《流浪地球》时，我吐槽在英国只能看无字幕的《驯龙高手3》，听起来也有点酸酸的。他们在家里或死宅或走亲戚发牢骚，我只能在走马观花式逛博物馆的间隙回复一两条消息。就着父母发给我的土鸡腊鸭清蒸鱼猪肘子照片，咽下英国乏善可陈的食物。
每到这时，我总容易被一种漂泊感侵蚀。那种漂泊感无关乎具体的人或物，而是一种文化的孤独。因为在中国，每年春节牵动着世界上最大的一场人口迁徙，成万上亿的人不远千里共同完成这个神圣的仪式。但在英国这个民族、人种完全混杂的国度，春节文化不再是无远弗届的集体共鸣。
如果刻意去寻找，也不是无所收获。少数的年味或许可以在边边角角中寻得。剑桥的书店橱窗里摆上了写着关于中国的书籍礼品；水产品市场的柜台贴着毛笔写的“新春快乐”。在伯明翰火车站，进站口上方的广告牌不断滚动播出“Happy Chinese New Year”的字样。但这个属于中国人的文化符号，在这里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消费符号得到认可。
想逃离的是年复一年的辛苦跋涉，是对需总结的过去和需展现的未来的不自信。但不想逃离的，是跋山涉水后的安定和归宿感，是在亲戚七嘴八舌的絮叨中不断加固的家族情感，是在看似一成不变的故乡中可以体察到的细微变化。
因为，国内的“年”，是在众多平凡日子中每年都会被擦新的那个日子；而在国外的“年”，只是又一天罢了。
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