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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苏联错过了数字时代”是许多人的成见。20世纪80年代，当计算机和通讯网络在西方突飞猛进，从科研工具变成日常用品并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时，苏联却被渐渐甩开。“俄罗斯方块”成为畅销游戏程序，发明它的国家却在计算机领域缺乏存在感。
这并不是全部事实。尽管苏联未能建立因特网，也未能给民众提供廉价的个人电脑，整个国家与信息化革命擦肩而过，但它的确曾努力将青少年带入数字时代。与西方不同，苏联人没有IBM、仙童和施乐公司，代之以藏有谜题的小说与可编程计算器。
一门必修课引发国际争论
1985年9月，苏联的九年级（初三）学生开始接触一门新的必修课：信息学和计算机技术基础。该课程旨在使编程同算术和俄语一样，成为全苏青少年普遍掌握的必备技能。为实现这个目标，苏联政府编写了以15种民族语言发行的教科书，计划培训约10万名教师，并为各加盟共和国的6万多所中学提供100万台计算机。
如此宏伟的蓝图距现实似乎很遥远——工厂一下子生产不了那么多计算机，印刷和分发教材的进度参差不齐，许多教师甚至从未接受过充分的培训。
在国际上，苏联的举措引发了各国计算机专家对“计算机知识”定义的争论。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兼企业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人工智能领域开创者之一爱德华·弗雷德金主张，计算机知识意味着应用，而非写代码。他告诉苏联同行：
“计算机知识不意味着如何编程。它不是告诉你计算机是如何工作的……真正的计算机知识意味着具备使用高级应用程序的技能，例如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系统。”
苏联计算机科学家安德烈·埃尔索夫风趣地回应称，弗雷德金是在否定程序员的职业尊严。“编码和打字不是相互排斥的。”埃尔索夫说。作为苏联计算机普及教育的推动者，埃尔索夫将计算机知识视为一套知识习惯，称之为“算法思维”。
埃尔索夫师从数学家阿里克谢·利亚普诺夫，后者是苏联计算机科学的先驱，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门研究机器、生命和社会中的控制和通讯一般规律的科学。从老师那里，埃尔索夫学会了从控制论的角度思考问题，并试图在技术和社会之间建立联系。他认为，算法是人与机器的一种交流形式。
埃尔索夫并不拒绝吸收西方的科研成果。早在1958年，他就与其他苏联计算机专家与美国同行交流，与计算机先驱、首位图灵奖得主艾伦·佩利进行了深度沟通。20世纪70年代早期，埃尔索夫访问麻省理工学院，体验了美国的计算机教育实践。
尽管如此，埃尔索夫等人依然相信，苏联应该走自己的信息化道路。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苏联人应该更少地依赖机器，更多地培养公民的技能和思考习惯。通过学习编程，学生们能够更好地进行抽象推理，形成以目标导向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
当然，科学家们很清楚，只有争取到尽可能广泛的支持，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计算机课程。他们孜孜不倦地向政府官员、教育工作者、父母和儿童乃至国际社会宣传：要把学电脑像扫除文盲一样看待，让编程成为“第二识字”。1985年秋，作为戈尔巴乔夫掌权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组成部分，信息学课程正式在全苏联铺开。
彼时的苏联深受物资匮乏困扰，这意味着大多数学生只能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上课，根本没有地方实际测试自己习得的新技能。改革者并不以此为虑。相反，教材鼓励学生在纸上写程序，并进行富有想象力的练习。例如，学生们轮流扮演名为Dezhurik（这个名字来自俄语单词dezhurnyi，“值日生”）的机器人，负责“执行”诸如“关上窗户”或“擦黑板”之类的指令。地处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的学生抱怨教学设备不足，埃尔索夫回信鼓励他们积极写代码，强调年轻人仍然有机会“赶上火车，走向未来”。
埃尔索夫不同意因为条件简陋就放宽考评标准：“老师可能因为同情你而给你一个不错的成绩，但电脑不会原谅你的任何错误。这个油盐不进的金属盒子将呆在那里，直到学年结束。没有算法、没有程序、没有计划，你就没有必要坐在电脑前。”
可编程计算器成教学“神器”
苏联生产不出足够的个人电脑，但可编程的计算器要多少有多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苏联生产了数百万台计算器，供应给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师群体。这些设备可以将指令放在存储器中以供稍后运行，用户只要略加学习就能用它编程。1974年惠普公司推出HP-65型计算器后，这款绰号“超级明星”的“神器”在苏联一样大卖特卖。
HP-65是第一台可插入磁卡进行读写的计算器，用户可以用它编写100多行程序。按照广告的说法，宇航员甚至用它充当“阿波罗”登月飞船机载计算机的备份。苏联引进并仿制了该型号，命名为Elektronika B3-34，并将其性能压榨到极致。
意外勃兴的游戏文化更是激励着年轻人投身此道。1985年8月，也就是计算机课开课一个月前，科学杂志《青年技术》开始连载关于将航天器从月球送回地球的科幻探险小说《康奇基：地球之路》，每期故事都包含需要在可编程计算器上完成的任务。《青年技术》由苏联共青团主办，主要面向青少年，订阅量一度超过150万。从1985年1月起，为配合埃尔索夫的计算机普及教育计划，该杂志推出了一系列编程专栏，但回应寥寥。
当年8月的新连载却一炮打响。“康奇基”是小说主角们搭乘的航天器的名字，源于1947年一支挪威探险队的木筏。这部作品的灵感则源自美国一个电脑游戏，玩家要控制推进器并计算轨迹，安全地将着陆器引导至月球表面。在每期的连载中，读者们都要拿起各自的计算器、化身宇航员，在险象环生的条件下克服未知的困难和技术的局限。
《康奇基：地球之路》的情节发展远远超出了“返回地球”的目标，太空旅行的刺激、未来主义的叙事让无数读者着迷，他们的编程技巧也随之不断进步。这种寓教于乐的策略，归功于《青年技术》的编辑米哈伊尔·普霍夫。普霍夫毕业于苏联最负盛名的工程学院莫斯科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他放弃了有前途的科研生涯，选择了写作和科普之路。
普霍夫彻底研究了计算器，用它做到了许多制造商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事实上，全世界的同好当时都在探索如何开发说明书上没写的功能，他们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批“超频”爱好者。这种探索又被称为“错误学”，来自于计算器屏幕上显示的“错误”字样。
苏联读者对“错误学”津津乐道，纷纷致信《青年技术》讲述自己的奇妙发现。“我找到一种方法，能让计算器的初始显示不是0，而是任意数字和符号。”有人炫耀道。在杂志上见到自己的程序和名字是许多人的夙愿，就这样，苏联的第一代程序员和黑客诞生了。
先行者们至少留下了回忆
围绕《康奇基：地球之路》形成的读者和玩家群体在无意中达成了埃尔索夫设想的教学目标。许多人要求杂志社提供更多游戏，乃至用于重写其他类型程序的流程图。有读者表示，他渴望“将程序看做一种有意识的行动模式，而非一大堆意义不明的符号。在贵刊帮助下，我们希望不仅能执行可用的程序，还要自己创建（新程序）”。
即便没有西方的极客文化，苏联依然设法证明，依靠国家主导和通识教育，用计算器、铅笔和纸张也能培养出计算机文化。“足足半年，我就像吸尘器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切有关编程的信息，特别是关于计算器的。”一位俄罗斯网友在论坛中回忆道。
有人说，对小说的迷恋促使他们千方百计搞到计算器，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计算器不过是块垫脚石，他们拼命攒钱购买零配件，终于组装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此后30年间，《青年技术》杂志一直在二手市场流传，许多21世纪出生的读者仍然能接触到《康奇基：地球之路》。
这是否意味着埃尔索夫的课程是成功的？答案并不明确。毕竟，任何普及型教育的成果都难以精确衡量，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崩溃下更是无法测算。《青年技术》的读者成年后，悲伤地发现编程成了一种奢侈品、一份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在百废待兴的俄罗斯，编程技术已经与知识和习惯无关，很大程度上成了移民欧美发达国家的跳板。
埃尔索夫和普霍夫这样的先行者充满热情，但苏联推动计算机教育的努力还是难以获得充分回报。那些改革最成功、收效最明显的地方，往往是莫斯科的精英学校和一些背景强大的学校，如石化部门的子弟学校。《青年技术》超越了地理和经济障碍，为那些缺乏启蒙教师和教学设备的学生提供了切入点和交流平台，但无法做到更多。
最终，无论是1988年去世的埃尔索夫还是苏联，都没能存活足够长久，以完成致力追求的宏愿。那些鼓舞人心的理想、引人入胜的故事，只能渐渐被岁月掩埋。
（摘自《青年参考》2018年10月25日07版）
作者 袁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