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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周安林（家谱显示为周敦颐27代孙），带着我满城“寻访”周敦颐。
在衡阳城转悠，就像在周敦颐家走亲戚：濂溪街（今司前街）以北，濂溪巷以东占地30余亩，是周敦颐的外公郑灿的故宅郑家大院；周敦颐的舅舅郑向嫌吵，就在城西凤凰山下的西湖建成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800米的园林，现在衡阳市外国语学校所在地，就是花园的一部分；现在拆建于濂溪文化园内的周子祠，原本位于衡劭（衡阳至邵阳）驿道旁，是周敦颐避暑赏荷读书的地方——史料记载，周敦颐家就是半个衡阳城。
而著名的石鼓书院，则是周敦颐的邻家，距离郑家大院不过600多米。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和衡阳城中诸多与周敦颐有关的历史遗迹的共同点是，都毁于1944年6月，那场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衡阳保卫战”。
47天可以毁灭书院的建筑，但书院的千载历史和人文精华，并不会烟消云散。
书院都不爱建于闹市区，毕竟只有安静的地方才能让心思活络的少年郎修身养性，好好读书。所以，岳麓书院在岳麓山上，白鹿洞书院在五老峰下，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同样，石鼓书院也在石鼓山。
石鼓山拔地而起，突兀江心；但说是山，海拔才69米，面积仅4000余平方米，与人们想象中巍巍然的名山相去甚远。古人说，这座山不仅形状像鼓，水拍击山时发出的声音也如同鼓声，所以将其命名为石鼓山。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因为石鼓书院而名扬天下。
衡阳一直到唐代都不是什么好地方，一个佐证是，衡州刺史多为朝廷贬官。衡阳方志有关学校的记载，也仅有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的衡山县令陆氏所办的庙学——庙学就是县学，因为没有学舍，只能借庙宇为讲学场所。这所学校得到了杜甫的赞赏，他在《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一诗中写道：衡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
诗人喜欢夸张，但衡阳真正的大义，即将到来。
石鼓书院的前身——唐元和年间（806~820）的“李宽中秀才书院”，为李宽所建。元和三年（808），李宽从家乡陇西来到衡州，在石鼓山结庐读书。他曾经得到当朝宰相的赏识和举荐，仕途相当坦荡，却无意入仕。这个选择很是正确，历史上少了一个平庸的官员，却多了一个名传后世的书院。
最初的石鼓书院只是李宽及其后裔自己念书的地方。他的后人几代宦游，加上唐末战乱，荒烟蔓草的年头，书院也一样沉默。
当李氏后人再次回来时，战乱已经让衡州城面目全非。诗人们吟咏过的古城、城墙、城门、城楼已经荡然无存。石鼓山自然也难以幸免，山上建筑损毁殆尽，李宽中秀才书院也成为一片废墟。于是，宋初太宗至道三年（997），李世真重建书院。
宋代是中国文人文化的高峰，也是书院最幸运的时代。有宋一代，石鼓书院发生了两件大事——朝廷赐额和朱子做记，前者是顶级官方认证，后者是学术权威站台。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赵光义赐“石鼓书院”匾额，不到60年，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朝廷更实惠，不但再赐匾额，还颁赐了学田，这让书院在地位和经济上都到了保障。石鼓书院从此日渐兴盛，名扬天下。
到了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石鼓书院再次重修，两年后竣工，朱熹受邀作记。朱熹是学者，也是官员，这两个身份让他成为一个身体力行的书院建设爱好者。他在《石鼓书院记》中尖锐地指出，“抑今郡县之学宫，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直言“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
朱熹被誉为理学宗师，而在他来到石鼓书院前100多年，周敦颐就已经去世了。这位理学的开山鼻祖，才是衡阳城里最明亮的少年。在周敦颐面前，朱熹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祖师爷。
周敦颐为“北宋五子”之一（其余四人为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在这个听上去有些像偶像组合的团体中，周敦颐牢牢占据C位。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写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元公为周敦颐谥号，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提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而在衡阳的17年，是少年周敦颐打下学术基础的最重要时光。
周敦颐的父亲在他5岁时就去世了。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7岁的周敦颐和姐姐弟弟跟着母亲依附居于衡阳的外公郑灿。郑灿家是标准的学区房，出大门沿着城墙走800步，出瞻岳门，就到了石鼓书院。
对照一下时间表，周敦颐刚到衡阳时，距离宋太宗赐匾石鼓书院47年，距离下一次宋仁宗赐匾11年，这正是石鼓书院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没留下学生花名册，但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和家族声望的加持，少年周敦颐在闻名天下的石鼓书院念书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是一种必然。
郑氏为衡阳望族，舅舅郑向官至朝廷龙图阁学士。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这样的开头大部分会发展成嫌贫爱富的警世剧，但郑向没有走上这条路，而是成就一段爱甥如子的千古佳话。
稍大一些的周敦颐，开始在舅舅家的私学地西湖读书。因为外甥喜爱莲花，郑向在湖中遍植白莲，为了能让外甥风雨无阻地看莲花，还建了一个爱莲亭——此亭亦毁于衡阳保卫战。古代衡阳八景，其一即为“西湖夜放白莲花”。晚至明朝，爱莲亭畔还有“讲易台”遗址。
15岁时，赏了几年莲花的周敦颐遵舅命，在爱莲亭写下了《爱莲亭说》，当地人认为这是他后来的名篇《爱莲说》的“草稿”。外甥文章好，郑向见了更加欢喜，为教育族中子弟，刻碑立于爱莲亭。
而“宠甥”的最高境界是，宋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荫补，郑向官至三品，也有儿子，却让周敦颐荫补入仕，这也是宋代以舅父名义荫补的第一人。
今日的西湖面积大不如前，隐在一处公园内，成为衡阳市民的休闲场所，打牌的有，跳广场舞的更多，十分热闹。湖中有一座少年周敦颐的石像，这是唯一让外地人能把这里和周敦颐联系起来的东西，只是湖畔再无潇洒著文章的少年郎。
大部分人知道周敦颐是因为《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从文章挥就的那一天起，就成为后世文人的自我期许。学界一般认为，《爱莲说》写于宋嘉祐八年（1063），是47岁的周敦颐任虔州通判时，在于都（今江西赣州）一次与文人雅士的聚会中所作。不过，周敦颐的后人认为，《爱莲说》孕育于衡阳，而衡阳城的百姓也愿意相信，起码腹稿是在衡阳西湖打的嘛。
周敦颐从24岁开始官场沉浮，先任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主簿，28岁提任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县）司理参军，31岁任郴县（今湖南郴州市苏仙区）县令。38岁时，周敦颐从桂阳（今湖南郴州市汝城县）县令调任大理寺丞，终于成了京官，49岁任永州通判，52岁从邵阳调任郴州知军。
在湖南兜兜转转，宦游人生，周敦颐每次都会经过衡阳，看望亲朋故旧。县府志有他“读书、讲学”的记载，但至于讲学于何时何地，因何事与何人，则语焉不详。
在担任郴县县令期间，周敦颐最突出的政绩就是办学。二程的父亲程珦，比周敦颐大十几岁，而且也官至大理寺丞，在南安与他结识。两人交谈后惺惺相惜，不仅结为知己，程珦还把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都送至其门下受业，贡献了上文提到“北宋五子”中的两子，理学一脉由此生生不息。
在今天石鼓书院的大观楼，设有七贤木刻像，祭祀历史上对石鼓书院作出过卓越贡献的7位先贤，他们是：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斡。
石鼓书院旧有七贤祠，前身是明永乐年间（1403~1424）衡州知府建的韩张祠，纪念韩愈（韩愈是史载登临合江亭第一人）和张栻；成化年间（1465~1487），又加进去了朱熹。宋代理学与书院教学融为一体，石鼓书院有了“东南三贤”的朱熹和张栻，却没有在衡阳生活多年的理学鼻祖周敦颐，文化人看不下去了。万历十五年（1587）左右，贤达呼吁，朝廷准奏，周敦颐入祀石鼓书院。渐渐地，加的人越来越多，到7人成团，遂名七贤祠，一直延续至清。
中国古代的著名书院大多命途多舛，硝烟一起，往往难以保全，但石鼓书院灰飞烟灭得更为彻底，毕竟它遭遇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战争。
在一本名为《石鼓书院》的书中，收录了历代碑刻文献选录，一眼望去，标题中出现最多的两个字是“重修”。最后一篇写于2007年，最后一次重修是2006年。但愿最后一次被毁是1944年——1944年侵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在6月23日至8月8日，以10余万兵力对衡阳城发动疯狂进攻，在石鼓山投下大量凝固汽油弹，石鼓书院被彻底摧毁。
此后，书院一直未能恢复。据说1998年，国家邮政要发行“古代书院”一套4枚邮票，曾来石鼓山考察，却只见园囿，不见书院，地上偶然露出半块残砖断瓦，早就分不清是谁家院墙，邮票取不到任何图像资料，于是不得不放弃。
现在我们看到的书院是2006年6月奠基，2007年9月正式竣工的，仿清代格局，恢复了山门、书舍、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合江亭等建筑。在石鼓书院之巅的合江亭远眺，眼前是烟波浩荡的蒸水与湘水。湘水自右，蒸水自左，俱至亭下，合为一江而东。
关于石鼓山，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有记载：“鼓鸣则有兵革之事。”这里大部分时候是读书的地方，但有时候，也是刀光剑影的地方。相传曾国藩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就是在这片水域训练，景区的讲解员言之凿凿：“这里是中国海军的摇篮。”
俱往矣。清人范鹤年曾在石鼓书院留下一副楹联：“心远地自偏，问草庐是耶非耶，此处想见当日；江流石不转，睹秋水来者逝者，伊人宛在中央。”幸好，先贤远去，书院犹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