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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做报道就像弓箭手站在山岗上，他朝着山谷的“战场”放箭。而律师办案则是下山，参与山谷间的“厮杀”，可能受伤，也可能历经搏斗后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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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三十而立”，但对于我来说，至少在职业方面，即将30岁的我“立”不起来了：30岁的前一年，我决定转行，因而，30岁的我注定是另一个行业的新人，一个还处于职场适应期的人。
决定转行并不容易。在此之前，我在一家知名媒体工作了5年多，加上在那儿断断续续实习的3年多，青春几乎都打上这家媒体的印记。
人越长大，就越来越喜欢待在熟悉的地方，不愿意离开。在考虑是否转行的时候，这句话每个字都是自己身处的现实。
在原行业，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流程，我明白一个新闻产品大致都有哪些“工序”；熟悉的同行，我明白业内谁是值得学习的优秀标杆，同龄小伙伴互相帮忙；熟悉的机构，我明白很多媒体的口碑大致如何，以及擅长什么样的报道……
这些“明白”不值得骄傲，更不是知识、技能、资本，其实只要待过几年的人，谁都明白这些。
从职场发展角度来说，继续待着，无疑能更明白，也更容易获得同业认可乃至晋升。
2018年夏天是原单位第一轮5年合同到期的时候，紧接着的秋天，我通过了首届司法考试，于是我走到了三岔路口：是继续在原媒体，还是换家媒体，抑或转行去律所？马上就30岁了，现在换轨道晚不晚？如果要转行，什么时机合适呢？
要思考的东西太多了，线索反而复杂。我不禁想起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曾说过，年轻人择业时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想想你喜欢做什么，就足够了。
我回想起了刚毕业时，对我而言，最有成就感的工作之一，是在纷繁的世界里通过自己的调查和分析，理出一条令人信服的线索，逼近真相，并击破表象的虚假之处。正因如此，当年我投的简历，几乎全是给媒体调查类报道的部门。
直到现在，想法依然如此。但说句心里话，我有点害怕了。做过多年突发报道，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害怕在有限的半天、一天时间里采访不到东西，害怕比不过别的媒体。有时，我又害怕找不到采访对象电话，找到了又怕打不通，打通了又怕被拒绝，因而有时又希望打不通。
尽管最终稿件呈现得不会太差，但我焦虑、担心，又不敢告诉别人，害怕别人批评我不专业。
另一方面，由于做了不少法治类调查，与律师们接触得越多，我对办理案件本身产生了兴趣。用一个诗意的表达，那就是，记者做报道就像弓箭手站在山岗上，他朝着山谷的“战场”放箭。而律师办案则是下山，参与山谷间的“厮杀”，可能受伤，也可能历经搏斗后全胜。
我发现自己喜欢在一线工作。社会上常见到五六十岁仍在办案的律师，但这样年龄的记者少之又少。
天平逐渐倾斜了。虽然大学学的是法学，但上学期间，我没想过做律师。此刻，我仿佛看到了一片新的领域，希望从记录者转变为践行者。
更何况，收入原因也不得不加以考虑了。有媒体前辈好心建议，可以再做一阵法治报道，有针对性地积累一些资源，再谋转行。平心而论，这似乎确实是个好选择，但把一个职业作为另一个职业的跳板，我不太好意思这样。
因为在我看来，职业应该是一份兴趣，一份事业，而不该是一个饭碗或敲门砖。若骑驴找马，以我的性格，只会连驴都骑不好。
既然内心信念动摇了，那，就走吧。
所幸的是，行业虽转，领域未变。事实上，法治报道掌握的资料，有一部分来自律师，如今的律所工作只不过是往“上游”移了一些，依然有相通之处。而我所在的团队，业务领域既事关当事人利益，也与公共利益相关，这与媒体的价值理念亦相吻合。
这确实又是未知的领域。相对于旧行业的“明白”，我有很多“不明白”。虽然知道要打好基础，但不知该怎么打基础，甚至，虽然对困难有所耳闻，但不明白困难具体长什么样。
2019年的整个春节，我试图多看一些书、做一些准备。但这就像学游泳，下了水才知道要怎么游。
下水吧。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我踏进了律所大门。人，我基本都不认识。一切又重新开始了。
艾一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