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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蒙古丰镇到福建云霄，从浙江余姚到西安城中村，从沙县小吃到钢铁制造……春节期间，30位大学生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启了一场调研，用自己的脚感知中国的变化。
这30位大学生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他们重操方言、走街串巷，甚至夜宿小吃店当“学徒”，这场南北大学生返乡对“小微企业”的调研——对三四五线城镇的百余位小微商家进行走访和问卷调查，勾勒出一张中国小生意的生存图谱。
他们发现，在中国，小微企业的生存有“压力”也有“动力”，它们如同一朵朵蔷薇花，生命力顽强，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也需要科技助力。
“都说互联网公司是996，我们忙起来也是996”
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中国经济最末梢的“细胞”时，这些00后大学生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复旦大学大二学生朱丛林发现“996”式的加班节奏不是大城市的专利。他来到家乡山东莱芜一家生产新型建筑材料的小工厂探访，看到工厂里机器转个不停。老板说，旺季的时候订单更多，早上7时、8时就要开门，能忙到晚上10时、12时，“都说互联网公司是996（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我们忙起来才是996。”
朱丛林的校友李东庄家乡在湖南永州，那里开了一家女仆咖啡馆，店主是光学工程专业出身，是个资深动漫迷。起初这个咖啡馆不被街坊邻居看好，觉得这生意挺荒唐。如今，这个咖啡馆经营了大半年，仍然活着。
看似新奇的“物种”在很多小城市里冒出头来。这次回乡，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韩亚军发现共享经济的风口刮到了家门口，在武汉宜昌的汉正街上出现了“共享麻将机”。
在调研的这段时间，大学生们接触到了各种类型的小微企业。钢铁行业里的小企业，身边随处可见的小吃店、服装店、超市，近半数小微企业的月营业额在5万元以下。
当大学生们问起过去一年来的生意情况时，47%的小微企业主表示2018年比2017年赚得更多。他们发现，小微企业也有自己的“烦恼”。一些小微企业主常把“凑合”挂嘴边，因为46%的人感觉生意更难做了。
“难做”难在房租涨、人工贵、进货成本也在涨。调研结果显示，小微商家们开销最大的三项依次是：进货垫付、房租成本、人力成本。在甘肃天水，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大一学生杨楠发现，一些区域的房价两年内涨了30%多，在当地秦州区商业活动最密集的几个路段，房价几乎都达到每平方米一万多元，堪比上海远郊。
客流量下滑，是诸多沙县小吃店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黄秀莲是当地第一批小吃制作工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开的小吃店处于4A级景区的黄金地段，但从去年国庆节过后，店内日营业额平均1500元，同比下降了30%。
在山东莱芜，一位从事机械加工20多年的老板期盼政府能帮忙对接科研院所，招才引智，帮助企业发展，“政府给的各种政策、补贴不少，就是招不到人。”而他自己也陷入“悖论”：“一方面希望自己读大学的儿子能去北上广找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焦虑着小厂里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正在连年下滑。”
从企业规模看，这次调研结果显示，64%的小微企业员工不到5人，12%的有5～10人。人手不够或者无力雇佣外人，是小城小店小厂里的普遍情况，41%的小微企业雇佣的是家人，32%的雇佣好友，只有26%的才有实力雇佣外来务工者。
一张码撑起指尖上的小生意
当大学生们走进一家家小微企业时，一张张二维码已经成为大部分小城小店的“标配”。
“支付宝到账×××元”， 宜昌街头的王老板每天听到这句到账提醒就很开心，他期待有一天能听到定制的马云的声音或者自己的声音。
复旦大学“观察中国”小微企业调研组发现，超过六成小微商家的日常交易主要依靠移动支付。南京大学调研组发现，像在北上广一样，在这些三四五线小城市的小店铺里，现金付款的比例一成都不到。
事实上码商(指用二维码收钱的线下商家，是小微商户中的砥柱力量）已经成为推动移动支付技术下沉的重要力量。第三方研究机构QuestMobile新近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2018年度大报告》显示，支付宝的10亿全球用户里，超过55.4%的新增月活用户，来自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沉市场”。
说起移动支付带来的好处，一些小微商家如数家珍，“省去找零和减少排队”“防假钞”“提升做生意的效率”“都是扫一扫，我们现在和北上广深的生意人没得差”“客人不用担心现金不够，我也不担心假钞虚付了”。
也有小微企业主反映，数字技术对于年岁大的商家会有一定门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徐辰烨调研了包头市的城中村，当地年近60岁的刘大爷听说过移动支付，知道支付宝收款，也承认“一个手机解决收钱的问题挺方便”，但他始终觉得这种方式不安全、不保险。“钱进了手机里，看不见，摸不着”，让他心里没底。
徐辰烨觉得，许多店主开始使用移动支付，某种程度上迈出了数字化的第一步。但小微商家对技术的接受程度和文化水平有一定关系，“有的老板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较为保守，没有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手段。”
在移动支付逐渐下沉到三四五线城市的时候，一些小微企业主不甘落后，想要搭上科技快车。甘肃天水三年前开始整治流动水果摊，做鲜果小店的杜先生靠这个政策机会抓住了片区里的市场空白，成为最早一批在团购网站上卖水果的人，还赶时髦陆续创建了生活号、公众号和小程序。脑子活络的杜先生更是尝试了网商贷，在他看来，实体店只要把握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潮流，就可以站好“最后一公里”的岗。
河北邢各庄村的一家超市里，张艳花和丈夫不仅贴上了当地店里头一份二维码更是用上了支付宝的“借呗”，拿更多的钱进货。张艳花觉得这既能周转开资金又方便。现在，超市一年的营业额能达到二十万元，刨去成本能挣七八万元，比外出打工时宽裕得多。
通过这次调研，学生们发现，因为贷款难，不少小微企业主仍旧通过亲朋好友熟人借、去银行申请贷款，甚至有的不得不借高利贷。只有10%的小企业主用过网商银行贷款，感受到靠信用通过网络贷款的便利。
在蚂蚁金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振华看来，与大企业相比，小微企业贷款难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贷款的运营成本和大企业比差别不大，而小微企业贷款金额比较低，某种程度上并不划算；另一方面，小微企业的信用数据缺失也是贷款的一个难题。“大企业、上市公司有财务报表，有的小微企业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财务系统，财务操作上也不是很规范。”
李振华认为，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首先要解决如何掌握他们的信用数据，而移动支付的出现，恰恰是一个契机。“别看是一个小小的二维码，背后却有很大的功能。”李振华表示，过去小店里的商家收款都用现金，经营情况很难通过网络掌握。但二维码扫过的每一笔交易，形成了商家一天天的流水。每一个用二维码开户的商家，都能通过移动支付形成自己的“电子账本”，所有的交易数据都实现了数据化、电子化。
“还有通过网络开具的电子发票信息，这些都能成为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贷款时的评估数据，降低金融机构的不良率。”而在此之上，金融机构可以了解小微企业的需求，进一步提供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
参与主持调研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褚荣伟发现，新技术给小微企业的生产管理效率带来了影响，但在金融借贷方面的效能仍待开发。小微企业贷款有着自己的特点：“小、急、短、频”。数据显示，线下小微经营者贷款平均资金使用时长为50天，6个月内贷款超过3次的经营者却达到35%。
李振华认为，金融机构必须改变自己的作业模式，要利用新技术改变过去的信贷审核、授信、发放、风控和催收方式，“要往数据化方面去思考”，这样，数据越来越多样化，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指日可待。
“蔷薇精神”最动人
2019年已经来了，尽管许多人感觉生意不好做，但71%的小微企业主仍抱有期待。
在互联网购物浪潮的席卷下，包头城中村里开化妆品店的张女士从去年开始做起了网购，她并不担心自己的店开不下去，一方面她的生意属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她在此开店十余年，攒下了一大批忠实客户，“具有竞争优势。”
调研结果显示，国家扶持小微政策的整体向好、数字化经营提升效率成为小微企业主的信心源，34.2%的商家表示还有扩大生意的意愿。今年伊始，央行宣布降准将净释放长期资金8000亿元，进一步提升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和民营企业的意愿和能力。
“我觉得还是要精细化，做一行精一行，贵在坚持，”在甘肃天水做农产品电商的小店主告诉复旦大学学生杨楠，做生意品质要第一，要相信品牌的价值。
这也是杨楠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察了解自己家乡的企业。调查之前，她预想中的家乡小微企业的生存状态是安于现状，但接触下来，发现这些小企业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对于搭上数字经济的发展快车各有路径。
朱丛林则在调研的过程中，听到小微企业主说想“创新”，一家企业还提到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对接高校，开展“星期日工程师”，这是朱丛林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这个词是说大企业里优秀的科研人员在业余兼职，为民营企业或其他企业提供服务。
“小微企业不论风吹雨打，努力追寻阳光的‘蔷薇精神’真让人动容”，调研结束后，杨楠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上了这番感受。
她的指导老师褚荣伟十分认同，褚荣伟认为，中国经济要发展，一定要百花齐放。中国小微企业的数量在不断提高，而小微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央行行长易纲曾指出，小微企业为全国贡献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经济发展固然要关注大企业，但从整个经济结构来说，小微企业也承担着大量的就业和税收，如果小微企业发展不下去，大企业就只能孤零零。”在褚荣伟看来，大企业如果是牡丹花，那么小微企业更像蔷薇花，长得挺小不起眼，但随处可以生长、生命力顽强。“一朵蔷薇花可能获得不了太多关注，但千千万万蔷薇花就一定会成为一片风景。”
褚荣伟认为，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调研活动。还在读书本、学理论的大一、大二学生，回到家乡调研，感受中国经济的脉动，既有一种情怀也有一种责任。“很多小微企业主就是他们的亲戚，他们去调研能听到更真实的声音。”
一番调查下来，许多同学发现，近年来，政府在对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贷款支持上的政策不断加码，起到了很大帮助。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会主动帮助小微企业跑前跑后。
朱丛林去到一家小微企业，老板说到企业在扩大生产时，当地政府派专人跟进帮助跑手续，“感觉心里挺暖的”。
在数字经济和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杨楠觉得，小微企业对新技术的接受度、进一步发展的热情都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在杨楠调研的第三产业中，像餐饮、生鲜、小超市这些小微企业主的想法各有不同，“有的企业主会想办法通过互联网扩大市场、做配送、对接供货商还有解决资金问题，但有的企业主遇到经济下行、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就比较被动。”杨楠发现，很多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经营者缺乏了解新技术、找人才的能力。
杨楠希望，政府在减税、融资等方面出台政策的基础上，可以再向技术、人才这方面多多倾斜，“他们创新的积极性不亚于前者，如果能出台更多在新技术应用、人才引进方面的政策，更能鼓励这些小微企业的改变和发展。”
褚荣伟认为，各地政府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和规划不同地域的小微企业适合的发展模式。如果有产业配套基础的地域，小微企业可以成为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没有产业基础的地方，小微企业可以做好本地消费服务，“这样才能帮助小微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充满生机的春天。”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宁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