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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在哈佛大学念博士时，杨照的导师是杜维明，方向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当时有一个老师绰号为“两只手教授”，是因为他说话的习惯“one hand……the other hand……”（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位教授坦然接受了这一调侃，还说：“我恨不得有三只手，或者你常常会看到我有三只手，甚至四只手，只是因为语言习惯，我只能说两只手。”
杨照，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史学博士候选人。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办电台、写专栏，兼任几所大学的讲师，花了10年时间讲中国通史，又花了5年时间整理成文，就是这套13册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近200万字，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
杨照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究冲动，虚心地站在前辈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也才能找出一点点‘通’的心得”。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中原王朝的顺序，在这个框架之上添加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而在杨照的这套通史中，我们看不到“王朝”，只是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在讲述；也不是只讲政治、军事这种大历史，还有很丰富的知识。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对宋国和杞国的鄙视，两汉以前人们吃的食物很单调，汉王朝用南匈奴做前锋攻打北匈奴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隋炀帝和唐太宗都铁了心要拿下高句丽……所有这些事件都是有关联的。
“通史是用一个大架构把中国历史建立起来，但每个人的架构方法会不太一样。”杨照选择的线索之一是，汉末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文明的重心一直不断地由北往南移动，经济、政治、文化，都出现了这一趋势，“一旦有了变化的趋势，会连带让我们看出中国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其他变化”。
杨照的书中，有和大家一般认知不同的地方。比如，讲到隋，大部分人会想起隋炀帝，而忽略了他的父亲、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隋文帝重建长安城、开创科举制度，甚至开凿大运河也是由他开始，隋炀帝只是继续了这一工程。
为什么一建国就要开始如此浩大的国家工程？杨照说：“因为北方经历几百年战乱，不足以支撑一个帝国的运转，而南方正欣欣向荣，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把南方的资源往北运，这是运河最重要的功能。一直到近代，统治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南方资源能不能运到北方。”
从这个角度，又可以看到原本历史书上没有说的一些事情。比如对宋代，大家的印象是“积弱不振”——靖康之耻，南宋臣服于金，十分卑微屈辱。“但如果我们看到更大的通史的变化——文明的重心往南移，会发现南宋不太一样。”杨照认为，南宋和金的关系，从政治上看是南宋屈服于金的武力之下，然而到后来，南宋掌握了非常富庶的资源和先进的生产工具，金人控制的区域越来越贫穷，在经济生产上依赖于南宋，最终走向灭亡。
杨照说，“通古今之变”，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最大。“通史”之“通”在于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的其中一个，藉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
而后续不断的考古发现、史料挖掘，也让我们比司马迁更懂先秦，比司马光更懂唐宋。比如，殷商甲骨的发现，对于重新认识先秦历史至关重要；居延汗简、敦煌文书、大内档案，也揭秘了秦汉、隋唐、明清时期的中国，从上到下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最后揭晓一个彩蛋，春秋时期诸国为什么鄙视宋国和杞国？因为周初进行分封的时候，商的后代成了宋国，夏的后代成了杞国，于是其他诸侯国就经常编排一些笑话安在他们头上，比如杞人忧天、揠苗助长、守株待兔。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