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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选修一门社会学，每天上课准时到，作业按时交，老师列的参考书一本不落都看了，论文也还写得不错，可期末得了一个B，这也是她所有课程里唯一的B。杨澜去找教授理论，教授说：“的确你完成得都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说明参与度不高。”
也许，这是后来杨澜在《杨澜访谈录》中，孜孜不倦地向嘉宾问了20年问题的一个内心触点。近日，她的新版图书《一问一世界》在北京举办首发式，书的内容从她30年来采访过的上千位名人的一万多个问题中提炼而出。
这些数字让当天一身帅气粉红西装的她感叹：“时间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经常碰到一些朋友说，‘我是看你电视长大的’，我一看他们都快60岁了。所以我也不避讳我的年龄，我已经50岁了，到了知天命的时候。”
现场来了数百位读者，台上水均益、陈鲁豫、陈伟鸿等著名主持人轮番向她提问。从一个向别人提问的人，成为一个被别人提问的人，一定程度上算是一种成功。从这个角度衡量，杨澜成功了。
杨澜是幸运的，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播音主持训练的年轻人，从1989年主持央视节目《正大综艺》开始，入行30年，那正是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30年。但不断跳出一个个舒适区，才有了今天台上不必为电视收视率滑坡而担忧的杨澜。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因为我和我的团队制作《杨澜访谈录》20年，一直是记录者。”杨澜说，书中涉及的制作团队已经换了7拨人，有很多波峰和低谷，“一旦我坐到那把椅子上，一旦我开始提问。我就进入了某一种状态。”
有一次采访完朴槿惠，半夜又接着采访李显龙，杨澜在“红眼航班”上就发烧了，下飞机的时候眼睛真是红的。不过，在之后的两个小时里，她坐在椅子上开始一个有时间限制的采访，做完就出了一身大汗，烧就退了。“如果下次你们发烧，可以试试这种疗法。”杨澜笑着说。
至少在哥大念书时，杨澜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从小的教育没有训练我们提问，只是训练回答”。一个好学生在经历了B的打击后，才意识到“提问是一门手艺，需要学习、磨练、进步”。
“我的小伙伴给我做了一个统计，差不多每采访一个人就要看10万~20万字的资料。有时候读得很痛苦，尤其是遇到一些特别专业的，比如对冲基金、生命科学……说实话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杨澜说，“读完一本书不见得能产生一个好问题，但能让我避免问一个愚蠢的问题。”
《杨澜访谈录》曾在2017年推出了科技类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很有危机感的她在想，将来主持人会不会失业，毕竟现在人工智能播音员已经诞生了。“但我发现，提问很难被替代。一个机器人可以学会一万种回答的方式，却很难问出10个具有连续性的问题。”这让杨澜有一点幸存感，“也许真到流浪地球的时候，我还能有点用。”
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从业60年，早年训练采访基本功的方法是搬把椅子坐在超市门口，随机采访每个进门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买什么东西？干什么用？你最擅长的事是什么？最烦恼的事是什么？……拉里·金的信条是：一个好的主持人要做到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何人都能有问题，而简单的问题好过复杂的问题。
不过，这样一个善于沟通的人却以离婚次数多而著称。“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杨澜说。
《一问一世界》的内页罗列了杨澜一条一条的传奇经历，“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频道——阳光卫视”“采访了上千位世界政要和各界风云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华莱士’”“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星之一”……不过，这些大概都是赘言。杨澜的名字在本文第一次出现时，已经不需要注明头衔。
采访导演李安时，李安对杨澜说，拍《断背山》《色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每一次选择的都是比较危险的题目。危险会调动你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热情，以所有的力量去对待，所以我愿意挑战下去——杨澜也是这么想的。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