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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第一年，95后杭州姑娘文艺换了4份工作、3个住所。
就像城市候鸟一样，她拉着行李箱，徘徊在高档单身公寓和家之间，会因为开始或结束一份工作而频繁更换住所。文艺的换房路径与求职路径一致。她做过最短的一份工作只有一个月，而决定“租哪儿”的时间常常不过几个小时。
她几乎不考虑换房成本。为了离工作单位更近，先后入住过35平方米和56平方米的两间LOFT公寓，每次签完租房合同，都住不满4个月，违约金累计逼近万元。
去年年底因为长期“败家式”租房，文艺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灰溜溜地住回了父母家。
对于文艺这类“换工作就是换房子”的消费式租房人群而言，住所和单位的接近程度最重要，其次才是租房成本。
日前，闲鱼发布《租房幸福感报告》，针对闲鱼租房的平台用户进行了为期13天的调研，内容涉及搬家频率、月收入水平、房租水平、年龄层次、租房偏好，以及租房的幸福感打分等，最终回收问卷1.5万份。数据分析发现，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一些租房新人类：如行李箱式租客、包工头式租客、厕所占领者、群居派等，他们均为新生活方式的代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表示，年轻人注重生活质量、崇尚自由、随意、不受约束等喜好体现了不同的住房安排，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租客。这些不同的“租房偏好”恰好反映出年轻一代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张扬的个性。他们通过“租房”体验不同的人生：或广泛交朋友，或看重私密空间，或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高房价的重压下，灵活的租房形式可以更好地满足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差异化需求。
不热闹不舒服的群居派
第一次租房，文艺选择了高档小区里的单身公寓，月租3600元，占工资的一半。为了追求“热闹”，她还是咬一咬牙搬了进去。
没多久，她便发现同一楼层的20多位住户，谁都不爱搭理谁。每个紧闭的房门背后，都是各自的世界。
一个人看剧、做饭，文艺觉得自己被孤独“打透”了。她想着，要是有邻居小姐姐能和自己一起打个游戏，一起打发时光就好了。每天总有那么几个时刻，“想要扯开嗓子放声大喊。”她还希望自己的住所有台球桌、咖啡厅、酒吧等公共空间，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
文艺评价自己“向往热闹，爱交朋友”，是典型的“群居派”。有时，她的微信一天就能“扩容”十几位好友。
“城市候鸟的出现，是顺应着‘拎包入住’的租房趋势出现的”。在闲鱼租房业务负责人张世民看来，城市越来越大，上班路途越来越远，许多租客选择在工作地点周边租房，在工作、梦想及生活间自由切换。他们不想买更多的生活用品，希望租房像住酒店一样方便。
工作第三年，设计师梁美与5位朋友租下了一套240平方米的房子。这套“超级大房子”有6间卧室，2个客厅和7个卫生间。“因为太孤独了，每天和人没什么交流，周末大部分时间都在加班或者补觉。”此前，梁美和陌生人租住在单位附近的小两居。她想要“热气腾腾的生活”，想拥有像美剧《老友记》一般的生活氛围。
两个闺蜜和她有同样的想法，3个“有趣的人”也加入她们。
搬进房子是在冬日的一天。第一个月，她们特意少加班、早回家，每天聚在一起吃饭，给房子攒人气。但没过多久，大家就体现出了“社交之累”，决定“少点刻意，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就是各自加班，偶尔家庭聚餐，无法每天都热热闹闹的。”但梁美“一点儿也不失望”，一次急性肠胃炎发作，3位朋友一起将她送进医院，这让她觉得温暖。
梁美觉得6个人的群居生活“独立又美好”，既保持着各自的生活方式，“也都在距离彼此1.5米的地方。”
“独居和群居一样都是北上广等都市青年典型的生活形态。对于群居青年而言，由孤独感产生了合租的需求，慢慢演变，市场上就出现了集中式公寓的形态，许多年轻人爱上了这种生活形态。”张世民说。
100%的卫生间占有者
胡尤是一个100%的卫生间占有者。在月薪跨过1.5万元那年，他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在上海徐汇区租到了一间15平方米带有独立卫浴的主卧。
这间每月“耗资”1000多元的3平方米卫生间，满足了胡尤对生活私密性和稳定性的需求。他可以不用经常和陌生室友打照面，还不用再花心思担心他人的卫生情况。过去没有独卫时，胡尤觉得室友们轮流用后的卫生间潮湿、脏乱，卫生状况十分堪忧。
北京0.55个、上海0.49个、杭州0.61个、广州0.62个、深圳0.46个、成都0.81个……基于租房平台数据，调研报告显示了各地区租房青年平均拥有的卫生间个数。
《报告》显示：卫生间占有率100%成为租房幸福感的分水岭，分享卫生间的情况与租房幸福感密切相关。一个可贵的独立卫生间，成了新时代租房青年追求幸福路上，租房配套中的“硬杠杠”。
于此相呼应的是，过去一年，闲鱼租房量增长2.8倍，其中“一居室”租房增长近4倍。
胡尤对此深有同感，更多的时候卫生间的这个“三平方米”让他减少了流动，提升了幸福感。两年来，与他合租的80后、90后青年租客换了又换，只有他屹然不动。
“一套房子里住着五六个租客、男女共用一个卫生间，卫生和方便程度都过不去。”胡尤认为女性租客的频繁“逃离”和没有一个独立卫生间有很大关系。2014年留学归国后刚到上海打拼，拿着7000元的工资，胡尤最开始只能租个次卧，每天一早醒来最尴尬的时刻莫过于和室友“抢”卫生间，大家都赶在8点上班，有时等上十几分钟厕所门还关着，他只能选择去附近的公共厕所。
胡尤认为，毕业5年后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自己不再热衷于社交，更享受孤独和自由，要是再选房子，他会优先考虑住所与公司距离及是否有独立卫生间，其次才是价格和房间朝向。
“95后、00后进入社会后，整体的需求与80后有明显不同。新都市青年更在意自己的体验和需求是否被满足，而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调查中的大数据反映出新趋势——“孤独派租客”的出现和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空巢青年”群体十分吻合，离开家乡独自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有了一定经济能力之后，会主动选择更为孤独自由的生活方式。
别人的房子，自己的生活
“奔三”的江雷一面创业，一面准备着MBA（工商管理硕士）的考试。一年多前，他租下一间23平方米主卧，房间里有独立卫浴和小阳台，每月4800元租金。在他看来，自己租的房间虽然通过隔断改成了四居，但更像是“没有厨房的一居室”，是属于他的完整、独立的生活空间。
入住前，他决定精装一番。在“大环境”上，他铲掉了原先有些腐掉的木地板，换上性价比较高的复合木地板。墙壁则选用了和地板风格一致的墙纸。嫌灯具风格太老，江雷又购入品牌灯具。此外，卫生间的花洒、大理石台，江雷都一一更换成了自己喜欢的“欧式风格”。
一个月后，房子呈现了他理想中的样子。前后他共花费1.1万元，加上占用一个月的租期，实际成本近1.5万元。 房东没有制止这位“包工头式”租客的行为。究其原因，江雷觉得，因为没有破坏房子，而且换后的物品都高于原物价值。
入住后，他又添置了单开门的小冰箱、恰好放进卫生间的洗衣机。“我宁可多挣钱，不能少花钱，很多时候在家里办公，环境要舒服一点。”江雷说。
自大学毕业以来，江雷一直在创业的路上。他调侃自己，项目死了很多个，屡败屡创。去年，新的项目有了起色，他搬离了之前老旧的出租房。在那个小区环境老旧，只能作为毕业时过渡期的房子里，他只添置了简易衣柜，“那时还不到谈生活的时候吧。” 他感慨道。
“我的工作强度大，不能接受阴暗及今天这块墙掉皮、明天那块掉皮的环境。”江雷觉得，如今“有了一定的生活理念和资金支持”，自己可以按照心意改造自己的生活空间。
“房子是租来的 ，但生活是自己的。”工作的第九个年头，王乐乐只身来到杭州，入职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她暂无购房指标，只得暂且租下了一套89平方米的两居室进行过渡。
房子带简装，经历过几波租客。王乐乐还记得第一次看房时的情景：瞧着剥落的墙体，挂满了油渍的灶台、油烟机和散发着异味的空调。自己一度打算作罢，但瞅着价钱合适，最终还是租了下来。
签完合同后，她决定“花点钱，让生活更美好”。先将墙体刷成白色，在裂缝处铺上壁纸，随后购置了新的马桶和洗衣机，同时将空调、冰箱和油烟机做了深度清洁，一前一后花了8000多元。
“环保问题”是王乐乐最在意的。她花了两天时间在小区周边的大型建材市场里，挨个问了一圈后才放心购入了3桶某牌子的乳胶漆，就连壁纸也是自己去建材市场精心挑选的。
经过两个周末的考察，王乐乐发现，建材市场里，壁纸的价格参差不齐，有的极高，有的极低。最终，她选中了一款带有浅灰色底纹的环保型壁纸，因为是“尾货”，商家打折出售，属于中等价位。
王乐乐觉得浅灰色看上去干净、素雅，符合内心对美的追求，最后，了解到贴壁纸的胶更重要，她还特意买了环保的糯米胶。
王乐乐算了笔账，花两个月的房租把房子改造一下，过渡两年，平摊到每个月才几百元，而换来的是较高品质的生活。
“不改造你会觉得你对生活是将就的。”她认为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决不能亏待自己，“工作一天回去，你要是不把自己的生活弄好一点，多委屈自己啊。”
最开始工作的几年，与朋友合租，王乐乐也会动手简单地给房间换个窗帘，铺个地毯。如今房间的灯泡坏了她也选择自己出钱找人修理，她始终认为，“生活是自己的，过渡期也要舒舒服服。”
“无论是职业选择还是住房形式的选择，新时代的年轻人将越来越多地跳出传统的社会期待与束缚，更加注重自我感受、生活品质与人生乐趣，遵从自主性选择，充分享受当下的人生”。吴帆认为，在这些年轻人眼里，住房既不是一种资产，也并非一种投资方式。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做蜗牛，背负住房贷款的重压，艰难前行；另一方面，通过灵活的租房形式，他们极具创新力，让住房回归生活本身，从中寻找喜欢的居住乐趣。
（文中文艺、胡尤、王乐乐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陈卓琼 记者 马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