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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动消费稳定增长”一段中，重点拎出了老百姓关注的两个焦点——“一老一小”的民生问题。
报告提到，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5亿。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未来。
紧挨着养老问题的，是婴幼儿照护问题，报告指出，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记者注意到，这“一老一小”两大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也成为代表、委员关心的重要民生话题。
养老场所容易建，运维人员不易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王阶近两年发现，以广安门医院为代表的中医医院又有了一个新的“增长机会”，“你可能想象不到，现在一些开发商在盖房子时会来找我们。”
王阶说，中医院在推拿、针灸领域的独特优势，如今被很多开发商相中，“他们盖了一个小区，要有配套的教育、养老设施，邀请中医院团队进驻”。他注意到，近年来由于中老年照护机构鱼龙混杂，使不少老年人受骗，“最主要的原因是供给不足，如果有足够多的正规机构，老年人也不会就近找不规范的小店”。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一些代表、委员告诉记者，“建设施”如今对很多城市来说并不困难，但设施建好了谁来运营维护则是大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护理学会第26届理事长李秀华则指出了我国护理人员总量不足的问题。她拿出了一组数据：截至2017年，我国每千人口护士数为2.74人，与经合组织30多个成员国每千人口9名护士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尤其在农村地区，每千人口护士数仅为1.6人。
李秀华说，由于护理人员缺乏，导致我国医养结合的养老政策落实困难。她建议，国家在医护人才培养方面要进行顶层设计，一方面提高护理人员待遇，另一方面为护理人员职业晋升提供通畅渠道。
落实养老“上海方案”当务之急是人才
养老“上海方案”是全国各地参照执行的一个“样板”。上海市民政局、市老龄办、市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483.6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达到33.2％。上海成为全国“老得最快”的城市之一，也是全国最早面临养老难题的城市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今年带来了三份有关养老的建议。她告诉记者，养老“上海方案”模型已经基本建立，当务之急就是“把人才落实到位”。
比如，上海长期护理险中包括头面部清洁梳理、沐浴、协助进食/水、排泄和失禁的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鼻饲、造口护理等42项具体服务项目，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护理经验不够等原因，护理服务主要集中在“生活护理”，专业护理如“鼻饲管”“导尿管”“气管套管”等常被推脱，造成服务形式类似于“钟点工”。
再比如，长期护理险要求对申请者进行需求评估，这种统一的需求评估是享受长护险政策、接受社区居家照护的依据和前提。评估内容包括一般医学评估、身体功能评估、精神心理评估、感知觉与沟通能力评估、社会评估等。而评估需要较高的专业水平以及客观公允的评估态度。但在现实情况中，由于评估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造成评估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和人为因素”，评估质量较难控制。评估偏差容易引起老人不满，还会造成长护险基金浪费流失。
记者注意到，遍布上海各大社区的老人日间照护中心是“社区养老”的主阵地，为了解决“谁来运营、如何管理”的问题，上海引入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力量参与其中。
“主要还是相关人才的数量、质量跟不上。”刘艳建议，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指标体系，加快评估平台建设，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开发评估App，实现评估过程管理；另一方面要落实对口管理，加强对护理服务、服务评估、资金使用、运行管理等环节的日常监管和全过程监管并完善激励政策。
“幼有所育”关系国家未来
除了养老，0~3岁婴幼儿的养育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称，“0~3岁婴幼儿养育支持是当下备受关注的民生短板，实现‘幼有所育’关系到国家未来。”
高小玫介绍，调研表明“家庭育儿负担”是少生、不生的重要原因，育幼服务不足制约了“全面两孩”政策施行。
她发言时说，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国家在具备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时，已开始建设从幼至老的终生公共服务体系。她因此建议，从建设3岁以下托育服务入手，逐步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育幼制度体系，“提出合理的财政支持方式，研究家庭育儿个税抵扣、隔代养育财政补贴等综合政策支持”。
全国妇联一项调查显示，80%左右的父母在考虑是否生育第二个孩子时，首先考虑的是公共服务因素；70%左右的父母认为，“孩子上幼儿园前是否有人帮助照料”等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王培安表示，应该大力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要针对‘全面两孩’实施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我们公司为所有员工0~6岁的孩子提供看护，员工们可以带着宝宝来上班。”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杨文说，自己单位的员工班车上有“孕妇专座”，哺乳期女性员工每天只要上班半天，剩下的工作“回家干”，同时单位还开办了6个0~6岁托幼班，女性员工可以抱着孩子来上班。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长龙国英建议，有条件的企业、工厂可以恢复过去哺乳室、托儿所这样的设施，“政府支持一些、企业自己贴一些，解决普惠性的幼儿托育、安全问题，使得当了妈妈的职业女性可以继续工作，倒未必总是延长产假”。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