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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立环境科学院4月1日表示，首尔市3月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达每立方米44.6微克，创下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首尔和京畿道等地区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PM10）上月初连续7天爆表，刷新此前连续4天重度污染天气的纪录。韩联社当日分析认为，这是来自中国的雾霾乘风流入韩国，加上同期韩国大部分地区大气呈停滞状态的综合结果。
韩国国立环境科学院于3月9日至3月31日进行了航空气象观测，目前尚未公布观测结果和数据。这次航空气象观测活动主要是在韩国媒体的压力下启动的，或者说是韩国媒体舆论推动的。今年一段时间以来，韩国首尔等城市反复出现严重的雾霾天气，韩国民众怨声载道。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韩国媒体和舆论再次将抨击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中国，认为韩国的大部分雾霾都是从中国飘过去的，中国必须对韩国出现的雾霾承担责任。
众所周知，韩国媒体的公信力和可信度并不那么高，曾因多次不实报道闹出过不少笑话。尽管如此，韩国媒体在舆论方面对韩国社会和民众的影响还是很大。韩国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遇事容易冲动，并能够诱导韩国民众群情激愤。在韩国舆论场中，民族主义意识很强烈，这一特点在东亚地区显得非常突出。而在这一轮关于韩国雾霾的报道中，上述特征又充分地显现出来。
在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韩国政府似乎也不得不表态。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3月6日对媒体记者发布消息称：“总统文在寅当天指示政府有关部门与中国政府讨论并制定紧急治霾对策，将来自中国的雾霾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3月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雾霾确有中国方面的原因。”
金宜谦与康京和都是韩国政府的高官，此番表态或许只是为了应对韩国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但愿如此。但是，韩国雾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本是气象科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领域，需要客观科学的数据，在没有获得客观的数据和依据之前，就得出韩国雾霾来自中国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也是非科学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3月7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提问时说：“我还是想强调，雾霾的成因非常复杂。我不知道你所提到的韩国官员的表态是否是依据科学分析，有关结论是否得到专业人士的支撑。我们理解，最近生活在韩国首尔首都圈的市民对连续数日的严重雾霾产生了较大抱怨，韩国政府需要解决公众的关切，对此我们表示理解。但我觉得不能一出现问题就首先从外部找责任，而是要去了解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只有正视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中方主张研究解决相关问题还是要本着科学的态度。”
近年来，北京的蓝天正变得越来越多，今年以来北京的空气质量明显好于首尔。3月初，“首尔的PM2.5浓度已经高达147微克/米3，但北京好像没这么高”。那么，韩国雾霾主要来自中国的观点就不符合逻辑。诚然，大气是流动的，中国上空的气流飘至韩国是自然现象，但是，只有首尔首都圈和其他部分城市的雾霾天气严重，中国至韩国之间广大空域的雾霾并不严重，这该如何解释？气候问题总该讲究科学和逻辑吧，任由情绪躁动，甩锅中国，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耽误治理雾霾的时间。
在雾霾问题上韩国媒体和舆论将矛头对准中国，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一般说来，雾霾的形成主要是与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等活动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与当地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有密切关系，而韩国的许多报纸和媒体就是韩国一些大企业办的，将雾霾问题归咎于中国，就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开脱某些企业的责任。
第二，韩国的一些政客特别是保守政客利用雾霾问题进行政治投机，企图趁机捞取政治资本。在此奉劝韩国保守政客，敌视中国并不符合韩国的利益，强大的中国是朝鲜半岛稳定的有力保障，韩国还享受着中国发展的经济红利，过去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当然，在雾霾问题上韩国也有清醒者。3月12日，韩国民间环保组织“首尔环境运动联合”成员在光化门广场集会，他们戴着防毒面具呼吁政府对柴油车加强管理。韩国行政安全部长金富谦3月11日在2019年总统工作报告（书面报告）通气会上表示，“很多国民质疑政府为什么不在严重雾霾天强制实行单双号限行制度？为什么不关停火力发电站等空气污染设施？现在的情况是，地方政府的首长可以根据地方条例宣布强制实施道路限行，但目前只有首尔市制定了相关条例”。金部长说“将雾霾定义为社会灾难，政府就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统一宣布实施单双号限行和关停发电站等强制性措施”。显然，韩国民众对政府在治理雾霾问题上不力或不作为感到愤慨。
我们欢迎韩国与中国在治理雾霾这个问题上共同研究、互相借鉴、加强合作。也希望韩国特别是韩国媒体能够客观地看待雾霾问题，少一些情绪化的冲动，少一些投机和算计，多一些理性的态度，多一些科学的精神。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本栏目特约评论员）
李敦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