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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等三部委制定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从今年4月1日起，全国的中、小、幼学校实行校长陪餐制，以确保学生的用餐安全。对此，我举双手赞成。但赞成之余，我觉得陪餐除了“食安”，我们是否还可以做点什么，让一项制度性工作在实施的过程中产生最大的效益呢？
记得20年前，我在一所中学任初一年级班主任。一天中午我去学校食堂用餐，正当我端着餐盘寻找座位时，只见我班的一位同学朝我招了招手，喊道：“老师，我们这边有空位，快来坐。”于是，我顺着学生的指点来到了由我班五六位同学占据的餐桌旁落座。刚举筷没吃几口，一桌的同学就笑开了：“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吃饭喽。”话语中有开心，有惊奇：开心的是，能和老师坐在一起用餐，自然和其他同学相比多了一份荣耀；惊奇的是，老师竟然会舍弃宽敞的教师专属用餐区来到学生用餐区和学生挤在一起吃饭。
当我感知学生的这一心理变化后，顿觉师生共进午餐大有文章可做，因为这里少了教师在办公室里和学生谈话的那份严肃，少了教师在课堂里居高临下说教的威势，而多的却是师生之间平起平坐的宽松气氛和无拘无束的开心交流。所以，当饭毕同学们问：“老师，明天是否还能和我们一起吃饭吗？”我便爽快地答应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便天天和同学们一起共进午餐。在餐桌上，我们从食堂饭菜的质量聊到各自对某种食物的偏好；从追星聊到各自的业余爱好……真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正是在这种宽松愉悦的交流中，师生之间的情感也被调得浓浓的，以致有同学每到饭点时就抢着为我预留座位。最后，为了公平起见，我不得不将同学所占的餐桌编上号，好让我在一周中轮流对号入座，以满足同学们和我共进午餐的愿望。
正因为在一起用餐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这份师生情感，故在课堂教学中便产生了“爱屋及乌”的效应，教学效果明显提高。不仅如此，还促进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密切配合。譬如，我在陪餐的过程中得知，有位学生的内向性格和自卑心理的形成乃是他每天晚上因“尿床”而受到父母责骂后形成的心理阴影在作祟；还了解到有位学生“两面派”的绰号的由来是因她在学校里彬彬有礼，可回到家里却对继母恶言相向。于是，我就通过家访与家长沟通，并给这两位同学予以心理疏导，将问题化解。
正因为我在与学生共进午餐的过程中有如此获益，故我希望，如今在实施“校长陪餐制”的过程中，能有班主任老师的参与，并在参与的过程中将“学校教育”和“班主任工作”融合进去，使得“陪餐”能在获得“食安”的同时，也能给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有个促进，为培育新型的师生关系助力，让“陪餐”效益最大化。
（作者为退休教师）
周钰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