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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康、雍、乾三位帝王，皆对修纂图书情有独钟。康熙组织编辑了一万卷本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雍正亲自编著了四卷奇书《大义觉迷录》。乃祖、乃父的修书事业，若与乾隆相较，还是略逊一筹。
“十全老人”爱新觉罗·弘历编修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多达七万九千余卷。非独如此，乾隆帝还多次颁布谕旨编纂新书，譬如一百六十卷的《日下旧闻考》、《贰臣传》甲乙两编。编纂《日下旧闻考》的鹄的比较容易理解：对朱彝尊四十二卷《日下旧闻》进行考据，记录京城的名胜变迁，宫掖兴废；可修《贰臣传》的原因，数百年来莫衷一是。
按照乾隆自己的说法，是“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将那些“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靦颜降附”的“贰臣”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即便是荡平江南、战功赫赫的洪承畴、孔有德亦不能免。当然，后来起兵“反正”，再度回到南明怀抱的李成栋、金声桓，以及反清自立的吴三桂，并未编入《贰臣传》，而是另辟《逆臣传》录之。
既然清朝统治者要彰善瘅恶、信今传后，缘何康熙、雍正两朝并未有编纂之举呢？
笔者认为，乾隆在乾隆四十一年年底命国史馆编修《贰臣传》，与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事有关。是年二月，定西将军章佳·阿桂在副将军富察·明亮、猛将多拉尔·海兰察等人的协助下，最终功克大金川。清军尽管取得两次金川之战的胜利，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自乾隆十二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进攻明正土司，朝廷派张广泗出师征讨，到乾隆四十一年祸首莎罗奔及其侄孙索诺木朋楚克出降，历时近三十年才降伏大小金川。面对一个人口仅数万的土司，清政府先后调遣张广泗、钮祜禄·讷亲、富察·傅恒、岳钟琪、费莫·温福、伊尔根觉罗·桂林、阿桂等满汉名臣入川弹压，损兵折将，阵亡三万余众，据保守估计耗费军费高到白银七千余万两。
在乾隆看来，劳师费饷的重要原因在于统兵不当：前有张广泗进退失当、养寇为患；后有讷亲恃宠而骄、刚愎自用；桂林更是荒唐到在驻地大兴土木，醉酒笙歌。入关不过一百三十余载，八旗、绿营军队的战斗力竟至如此境地。为了扭转战场颓势，乾隆不得不启用赋闲在籍、因“曾静投书案”备受雍正猜忌的前川陕总督岳钟琪。
鉴于金川战事的教训，乾隆谕令编纂《贰臣传》。一方面是藉此风励臣节、驰骋疆场为国尽忠；另一方面，是告诫统兵在外的战将，务必以书中贻羞万年的“贰臣”为鉴，断不可心存侥幸、首鼠两端。
林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