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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历史上，没有哪个行军之处像贵州这样充满争论。去不去湘西要争，打正规战还是运动战要争，进攻还是保存实力要争。
这支过湘江后士气大减的队伍开始直面失败与问题。以通道转兵为开始，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在战争的缝隙中召开，一支逐渐成熟的队伍最终以4次渡过赤水的战略战术，成功突围。
实际上，军事上的胜利远不足以解释红军在贵州的收获与蜕变。这支被共产国际包办了21年的队伍，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开始了决定自己领导人与路线的自主革命之路，成为自己的主宰。
从实际出发的转变
1934年12月5日，接连几日的阴沉天气开始晴朗起来，但笼罩在此时进入壮、苗少数民族山区的中央纵队红军身上的阴影仍未散去。几天前，过了江的他们站在湘江西岸，面对满江漂浮的战友遗体失声痛哭。
悲伤、不满、愤怒的气氛在蔓延。史料记载，当时拄着拐杖在山路行走的周恩来望着身后不断走过的满是血迹和伤痕的战士们，又扭头看了看紧跟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李德，当俩人四目相对后，周恩来赶紧收回眼光。博古也曾望着黏稠殷红的江水，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朝自己比划。
红军的未来将往何处去？因为李德“堡垒对堡垒”的战略主张，丁毛山战斗在一周内使红三团9个连伤亡13名连级干部。他的“短促突击”在古龙岗战斗中反而让敌人有了回旋余地。
是继续打城市战、阵地战还是改换策略？历史的回答最后落在了遵义，一个持续了3天的会。
后来有太多的文字形容这场会。刘伯承曾在《回忆长征》中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仍然按原样保留了1935年开会时的长桌和两个壁橱。在这个靠火盆取暖、用煤油灯照明的27平方米房间，参会者“先来先坐”。一场事关红军前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争论在当年1月的寒冬展开，到会议后两天，前来讨论的人超过了20个。
会议在博古首先发言作主报告时就显现出严肃的气氛。他在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于敌人的力量过分强大，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也不够密切，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
史料记载，此报告后，在场参会者“没有掌声，也没有交头接耳的议论声”。
紧张的交锋在周恩来作副报告时出现。一句“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回应了在场人员的关切。这个周恩来几次提笔却因为“心沉”“难受”无法写就的军事报告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之后，李德也承认博古与周恩来各自所作报告的原则区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
不少亲历者都回忆了会上张闻天作反报告时的焦灼氛围。他直接大声说:“我认为博古同志刚才所作的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称之前突围的行动为“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
《红军长征史》这样描述当时李德的状况：“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到毛泽东发言时，他已经逐渐点明运动战的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之后成为其一再强调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阐释，即“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会场上也不是没有反对与讥讽的声音。史料记载，当时支持博古与李德的凯丰就站起来，冲着毛泽东大声说：“你顶多也只是看了些《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的书而已！”而正坐着抽烟的毛泽东直接反问“我说凯丰同志，那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几节吗？第一章是什么？”
最终，这个短暂的针锋相对以凯丰无言以对只好坐下来而结束。
会议最终将毛泽东选为常委，取消了“老三人团”，但这一伟大转折带来的影响未能立竿见影，它缓慢地注入到往后的每段征途。
保住成果的系列会议
到今天，太多的意义赋予给了遵义会议，但对当时的红军来说，遵义会议只是给出了明确的大方向，争论仍在继续。无论是作战思路还是队伍格局，都需要进一步调整与适应，许多关键问题仍待解决。
周恩来在1972年时曾回忆说：“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维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
到遵义会议召开后近两个月的3月10日，苟坝会议召开了。对于会上讨论的“是否发动打鼓新场战斗”，除毛泽东以外的所有与会者均表示了肯定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此时比打小胜仗、建立新根据地更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壮大队伍。在会上，他甚至发了脾气，以辞去常委为代价劝阻与“要求”各军团的政委等参会者，但仍旧未获支持。
可以说，在遵义会议上夺得支持的“实事求是”思想与依此确定的人员、路线并未得到真正彻底的认同与实行。
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苟坝会议当夜毛泽东提着马灯走小道找周恩来的故事。在那个深夜，周恩来、朱德先后被说服，有关作战的的命令暂缓发布。
之后破译的敌方电报信息与毛泽东在会上的判断基本吻合：蒋介石在打鼓新场周边地区调集了重兵，国民党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集结，且离打鼓新场最近的部队还不到两个小时路程。
事态开始发生变化。到第二天，张闻天召开紧急会议，否决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一个“高效、精干”的“新三人团”正式成立。过去由多人集体指挥、动辄开会的局面结束了。
“如果没有之后的一系列会议，遵义会议的诸多成果很可能会落空。”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葛镇亚介绍，党对遵义会议决定的吸收有个过程，之后在贵州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正好提供了机会。
多处史实表明，在遵义会议之后，有苟坝会议、扎西会议等为其细化、完善战略思想与决定。在遵义会议前，有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为其做准备与基础。
周恩来就曾在《党的历史教训》中提到:“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
在被称为“看到黎明曙光”的黎平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城市派”代表周恩来竭力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但李德仍是机械地要求红军继续向红二、六军团所在的湘西推进，并不考虑已经变化的情况与战争形势。后来李德争论失败，“极为恼怒”。
这也不是李德第一次与周恩来等人产生分歧。史料记载，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因争论失败而大怒，负气退出会场。
在贵州的几个月，这支从湘江战役中幸存的队伍从未停止过争吵与交锋。在严肃紧张的会场上，党内高层的人事变动时刻牵动军心，一支全新的队伍也将继续面对新的考验。
自主革命带来的胜利
不少有关红军长征的党史资料里都在贵州段提及了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入黔后，因电台丢损，党与中央红军一时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
这意味着太多转机。在遵义会议之前，党的领导人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及驻中国代表的意见行事。
在原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撰写的四中全会决议案中，称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地忠实”。
但沿袭苏联经验的攻打城市模式在中国已无法适用。
1927年，按城市派的打法，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想继续攻打城市，惨遭失败。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被要求攻打长沙，再次失败。军事上的失败让共产国际的指挥不得不面临调整直至中止。
毛泽东在这期间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一举战胜了城市派与国际派，开始取得军事上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也有所注意。1933年3月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的致电里甚至这样表达对毛泽东的态度和做法：“对毛泽东应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他施行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100%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逐渐掌握军权的毛泽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始在中国站稳脚跟。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反围剿时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问题被清算，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初具雏形。
20多天后的2月5日，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处，在遵义会议上连连叹气的博古交出了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
张闻天的夫人、女红军刘英曾回忆交权时的情景：“当时还有人在背后捣鼓，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那几副挑子，就跟闻天走了。”
此后，党和红军开始面对全新的军事路线与政治格局。
《苦难辉煌》曾这样评价当时党的面貌与姿态：“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1921年建党之日就开始的对领袖的漫长选择得到终结”。
站在历史节点上的领导集体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用忽东忽西、欲北还南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再跳出包围。
1935年1月至5月，流经云贵川三省的赤水河比航运时更加繁忙与惊险。在上中下三段，红军和百姓在夜色中搭设浮桥。
这个历时3个多月的战役先后从土城、太平渡、二郎滩、茅台等渡口4次渡过赤水河，“每两三天就有一场战斗，不少师都需要假装红军主力，迷惑敌军。”四渡赤水纪念馆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说。
谭政在《向赤水前进》中这样描述一渡赤水后土城街上的场景：“土城街上遍挂红旗，到处贴满了欢迎红军的标语。街上一堆一堆的人，踱来踱去。看传单，听演讲，大家睁着眼睛打量我们全身。”当地百姓把这支队伍看成“王者之师”，但谭政随后自述：“但却也奇怪，似乎我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一些特殊的样子。”
一渡赤水后红军撤退的“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也被陈云写进了1935年10月发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里。
可以说，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就拉开了此后贯穿长征及中国革命的运动战的序幕。
回看这场党走上自主革命道路后领导的战役，太多日后的重要人物都从中走出，既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领导核心，还有3位国家主席，1位国务院总理，5位国防部长，7位元帅与几百位开国将军。
80多年来，有关红军在贵州数次会议与军事行动的解读中，仍能找到“实事求是”这一条经验。它伴随中国共产党走过幼稚与盲目，走向成熟与自主。它始终根植于复杂多样的社情民意，给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带去行走于中国的启示。
本报贵州遵义7月15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焦敏龙 记者 田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