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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演进中，不像希腊文化那样从重血缘的部落氏族社会升级为轻血缘的城邦公民社会，而是在保留血缘之家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升级。从村落血缘一“姓”，到数姓联合之“氏”，再到多姓联合之“国”，终至一姓为王、统合百姓众族的天下王朝。在这样一个既保留血缘基础，又实现文化不断升级的社会中，“家”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单位，由“家”而来的观念，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单元。
“家”，从甲骨文的
、
、
、
、到金文的
，再到篆隶楷书，基本上为“宀（室）内有豕（猪）”，字中内蕴中国文化从原始到理性演进的内容。
在远古时代，东西南北中各族互动，以西和北为主的马牛羊，与以东和南为主鸡犬猪，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文化竞争和文化融合。马牛羊鸡犬猪怎样进入到文化的具体结构中，又最后定位在怎样的文化位置上，是一个复杂曲折的故事。
薄吾成、王仁湘讲过，在七八千年前，猪骨骸在东西南北中的重要遗址中都有分布，如西北的大地湾、东北的兴隆洼、河南的裴里岗、河北的磁山和北辛、东南的河姆渡、西南的甑皮岩……在《庄子·大宗师》里，以猪为形象的“豨韦氏”，排在伏羲氏之前，其特征是“以契天地”。唐代学人成玄英和清代学人王先谦都说，豨韦氏为远古帝王。汉武帝原名刘彘，突出了与猪的关联。冯时说，作为天上帝星的北斗，以猪的形象出现过。《山海经·北次三经》讲二十四神，其中十四神“彘身而载玉”，十神“彘身而八足蛇尾”。《山海经·东山经》有“鳙鳙之鱼，其状如犂牛，其音如彘鸣。”如此等等，显示出猪曾以多种方式和多种组合，进入神怪的形象体系之中。
若不从神话观念而从现实形象来讲，有三大内容使猪得到人们的重视：其一，猪因生殖力强（色）和消化力好（食）而得到崇拜，古代把性欲旺盛之人比成娄猪艾豭，把食欲旺盛的人喻为封豕；其二，猪与牛羊一道作为人的贵重主食，在生产生活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牛羊在野外放养，猪在家中圈养，与象征房屋的“宀”有紧密关联，且在一些族群中成为财富的外在表征形式之一；其三，猪与牛羊一道作为祭品或单独祭品，成为人神沟通的重要媒介。
这就可以理解在时间悠长、空间广阔的远古时代，猪的形象在陶器、玉器、青铜器上，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出现。而文字上的房屋空间里的猪的形象，要在祖庙成为文化仪式中心之后才产生。
姜亮夫说：
、
、
、
，都是远古时代崇拜祖先的庙。其实第一字
，还是以与天地互动为主的亜形之坛台；第二字以下，方演进为祖庙。《尚书帝命验》注透出这方面的信息：“唐虞谓之天府，夏谓之世室，殷谓之重屋，周谓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郑玄注《周礼·考工记·匠人》曰：“世室，宗庙也。”
夏代的世室以后，皆以祭祖为主，但仍有祭天地的内容。《明堂月令》讲周公时的明堂：既有上帝和五帝的位置（这是坛台的主要功能），又有祭祀作为祖系的文王（这是祖庙的主要功能），还是“明诸侯尊卑”的“布政之所”（这是后来宫殿的主要功能）。《尚书帝命验》追述远古时的明堂，是一个以天地为主而兼祖宗，到以祖宗为主而兼天地的过渡阶段。后来的明堂究竟应是怎样，则成一学术公案。
从推测而言，明堂之“堂”乃后来的宗庙，明堂之“明”乃宗庙前的空地，以可见的日月（明）体现人与运转中的天地互动。以祖庙为中心、内蕴祖先神的地位得到提升，家的观念得到强调，这一点对中国文化甚为重要。
结合古字词义、历史文献、理论逻辑，由坛台中心到祖庙中心的演进，主要从三个字中体现出来：宗、庙、家。
“宗”，把曾经与天地祖互动“示”型的“中杆”，微缩为“牌位”（示），放到屋子（宀）里，而放牌位的大屋子，就是作为祖庙的“宗”。当中杆变为牌位时，祖先神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提升，祖庙在祭祀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宗里，用“示”来重新组织以祖先为核心的神学体系。
姚孝遂、肖丁说，卜辞的“示”，指先王的庙主。杨升南说，卜辞的“示”，即近代人们所称的“神主牌”。屋宇中心的祭祀体系之“示”，把天地四方神灵都纳入到以祖先为核心的体系之中，这是继承的一面；同时，又以祖先为核心编织一套新的祭祀体系，这是创新的一面。
陈梦家、晁福林、朱凤瀚等学人都讲过，示是一种以祖先祭祀为核心的体系，在祖先祭祀上，形成按先王的时代先后，而产生大示、中示、小示的体系。大示指时代较早的先王，中示指居中的先王，小示指近代的先王。这里显示了两个要素：其一，祖先天地一体；其二，祖先自身展开为一个体系，大示，中示，小示，与之相应，祭祀这些先王的建筑称为宗，于是有大宗、中宗、小宗之分。
祖庙建筑的名称，殷人为“宗”，周人为庙（廟）。“廟”字的核心是“朝”，其甲骨文为：
、
、
。罗振玉、王国维、徐中舒都说，是日月共显于草木中，且是“月未落而日上”，突出运行之态。王玉哲说，“朝”最初是
，经过省化，成为只有日月形象的
、
（明），但非静态的明亮之
（明），而是突显动态的“朝”。
这个“朝”，合于先秦文献所讲的“神明”之明，也合于虚灵化的“神”和虚灵化的“天”。周人就是把这个用日月运行来象征的虚灵化的天，放进屋宇（广）中去，而成为“廟”。庙的观念基础虽然是虚灵化的“天”，但天的直接体现又是神圣的祖先。
对祖先的祭祀活动又叫朝，引而申之和扩而大之，周王在祖庙里举行的重大行政活动也叫朝。如《王制》曰：“天子无事（郑注，事谓征伐），与诸侯相见曰朝。”这表明，在祖庙里进行的活动，与天地日月运行一样是神圣的。因此，“朝”也与宗、宫等词汇一样，可以用来称祖庙。
如此，周人之庙，一是体现了一种新的以“天”为核心的神灵体系；二是体现了祖先与这一神灵体系的新型关系；三是体现了一种宗庙的新形态。以“廟”为核心的周代宗庙体系，和以“宗”为核心的商代宗庙体系，从建筑体系（内蕴政治体制内容和意识形态内容）上看，其区别体现在宗庙体系的秩序化和结构化上。
殷商祖庙，最初以众祖先合祭的合庙为主，后来每一祖可以有单体的庙，这样不但庙数众多，而且不同的单体之庙如何安排成有序整体，少有统一规划。这与殷商世系并无直系旁系的严格区分、王位继承也在父子相继和兄弟相继之间不定的政体相关。
而到了周代，既有直旁嫡庶之分，又有嫡长子继承制，祖庙也就有了秩序化的形态——太祖居中，左昭（祖孙为昭）右穆（子玄孙为穆）。在天下等级上，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这样，由分封制把京城的基本结构遍布天下，又由等级制把城邑中心的祖庙结构秩序化。
周代的天子、诸侯、大夫、士各等级，都有各自的祖庙。中国的大一统，体现为从中央到四方，祖庙广布的宗庙-政治-社会结构。《正字通》说：“居其地曰家。”庙是地的核心，因此，庙-家-人可相互借代。朝廷可称王家、帝家、公家，天子可称天家，大夫之家是这一祖庙分层结构的基础，因此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家文化。
从夏商周演进到秦汉大一统，宗庙收归象征天下的天子帝家，对于百姓众族，家从本来“庙家人地”一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以人为主的家庭-家族-宗族。然而，在先秦以来理性化的文化中，家仍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仍然是中国文化观念的基础。
以我的“已身”展开来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九族（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子-孙-曾孙-玄孙），构成中国之家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上下尊卑、近远亲疏的关系情感，是中国文化中人际观念的基础。由家的秩序观念形成认知模式，由家而社会而国而天下，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我与人的关系、我乡与他乡关系。由于人我关系是由家外推，所以，中国的人际关系既以爱为主、以和为主，又因亲疏而有分别、有先后。
在中国文化以家为基础的观念中，要保持社会和谐，就是将之视为一家，这从社会称谓上也能体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弟、姐、妹等亲属称呼，被运到非亲属的人身上，与西方直接称人名字形成对比。桃园结义、纳为义子、赐予皇姓，都是以把非亲之人变为亲人，达到结成紧密关系的目的。一些表示关系好的词汇，如亲密、亲近、亲切、亲热……逻辑前提都是将之视如亲人，与外人不同，使之得到亲人一样的待遇。
中国的家文化以及由之而来的观念体系，几千年来形成了与西方的公民文化和印度的种姓文化的不同特点。由家文化而来的至今犹存的种种现象，是正走向文化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的我们，应当深入思考的。
（作者系浙江师范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