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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青藏高原那年，刘文全已经57岁了。
在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的援藏队伍里，深耕教育一线30多年的他是“最老援藏教师”之一，但他身上那股子“冲劲儿”不输年轻人。
在拉萨实验小学，刘文全不仅教语文，还教书法、教主持、编讲义、带徒弟……海拔3700米的雪域高原低压缺氧，大声说话都费力，但他几乎每天都要滔滔不绝地讲5节课。
上课时，刘文全会迈着坚实的步子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不时慈祥地微笑，用宽大的手掌轻拍学生的肩膀。
藏族孩子们很喜欢这个身材高大的汉语老师，对他有说不出的亲切感，总是围在他身边，高兴地喊他“牛爸”。
每当这时，刘文全都会像个孩子一样地笑。
2016年，华中师范大学附小举办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教师动员大会。大会刚结束，身为语文教研组组长的刘文全立即向学校提交了申请，但学校规定援藏教师的年龄为45岁及以下。
校长出于安全考虑，委婉地拒绝了他，“你的年纪太大，高原反应会更强烈”。
这并没有动摇刘文全教育援藏的决心。
第二年，学校派出的一名青年援藏教师在藏区身体极度不适，多次晕倒，难以继续援藏任务，在家人的劝阻下返回武汉。
刘文全再次提出申请，在体检指标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如愿以偿地进入援藏队伍。
58岁的老伴担心他的身体，多番劝说无果，气得指责他“对家庭极不负责任”。远在深圳的儿子和准儿媳也赶往武汉，认为父亲“冲动、逞能”，甚至以推迟婚约来“威胁”他。
但是刘文全心意已决，他一边安抚家人，一边准备着动身奔赴青藏高原。
坚定的决心背后是初心。早在20多年前，刘文全写过一首诗，“记得来时路，才能走得更远”。他一直认为，教育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小时候，母亲虽是文盲，却对知识的力量深信不疑，希望孩子们能好好读书，走出穷山沟。
从小学到高中，刘文全的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他梦想着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让更多人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可是母亲老迈，姐姐体弱多病，弟弟年纪尚小，作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他决定推迟参加高考，维持家计。在这期间，刘文全既当农民，又当民办教师，还当学生。
1979年，恢复高考两年后，弟弟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姐姐也出嫁了，刘文全身上的担子轻了不少，一心支持弟弟深造。然而，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考走，刘文全心里五味杂陈，在干农活和教书之余，抓紧时间积极备考。
1983年，兄弟二人同上考场——弟弟本科毕业，成功考上研究生；刘文全则终于通过高考，如愿进入应山师范学校。
毕业之后，刘文全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此后30多年里，他始终战斗在教育一线，“好几次可以改行提升待遇的机会，我都拒绝了”。
去年2月，刘文全抵达拉萨，高原反应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头晕脑胀，胸闷，晚上完全不能睡觉”。
在海拔3700米的高原上，再棒的身体也得对低压缺氧的环境敬畏三分。刚开始的两天，刘文全每天步行10公里前往拉萨实验小学上课，两个手肿得像馒头，半个小时不能动弹。他想健身，但每次健身之后，高原反应总是“如期而至”，浑身酸痛，只好作罢。
在家人、同事的建议下，刘文全买了一辆自行车，既当代步工具，又当健身器材，一骑就是一年半。遇到雨雪天气，他穿上厚厚的冲锋衣，雪厚的地方就推车前行。
拉萨纳金大桥横跨拉萨湖，全长两公里，是刘文全每天骑车上班的必经之路。拱形的桥身既陡且长，每年春天风沙肆虐，刘文全只好戴上护目镜，再涂上厚厚的防护霜和唇膏。有时风太大，他就戴上帽子，推着车倒着走过毫无遮拦的大桥。
这些困难在刘文全眼里，似乎都不值一提，在纳金大桥上，他曾远望漫天大雪，高声吟咏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抒胸中热血豪情。
今年4月底，在武汉的老伴意外扭伤腰部，卧床不起。刘文全趁着假期飞回武汉，悉心照顾。
待妻子情况好转，刘文全便带着她一同来到青藏高原，白天上课前备好妻子中午的饭菜，晚上回家给老伴做腰部按摩，陪她聊天。当时，班里的藏族班主任老师突发感冒，在他住院的半个月时间里，刘文全主动帮忙代课，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
“‘老牛’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这里是青藏高原，不是武汉。”老伴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刘文全只是呵呵一笑，“我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踏实”。事情虽然多，但无论是他的家庭、他的学生、他的徒弟，还是其他工作，刘文全一样都没落下。
与这些困难相比，真正让刘文全着急的是藏区的汉语教学环境。
在拉萨，汉语虽是教学大科，但除了在语文和数学考试中会利用汉语审题、答题外，其他学科和日常生活交流都以藏语为主，不少学生家里甚至没有一个人会说普通话。
汉语教学，不仅要老师努力教，还要学生愿意学。刘文全首创日记绘本——《小种子成长日记》，鼓励学生把有趣的事情画下来，再用汉文记录这个故事。
“春奶奶”“我的梦”“蜗牛的奖杯”……五颜六色的画展现着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梦，稚嫩的笔触则是连接梦与现实的桥。
每一篇日记，刘文全都会仔细审阅、认真批改，圈出错别字和不规范的标点符号，赞赏之处用红笔画上大大的波浪号。
刘文全还将孩子们的文章拿给朋友、同事们分享。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主动向藏族小朋友们约稿，以“藏历年”为主题，20多篇“小种子日记”刊登在《马小跳酷作文》上。消息传来那天，刘文全和孩子们一样高兴，和孩子们击掌相拥，勉励大家再接再厉。
“要让孩子们接受你，首先要能记得住他们的名字。”一个内地教师要记住53个藏族小朋友并不容易，班上名叫“丹增”的小孩就有18个，好多名字甚至只有一字之差，而像“噶玛扎西次巴”“多杰南木加”这样难记的长名也不少。
刘文全找来孩子们的照片，在照片上记下他们的名字，还自创一套“比较法”，将名字相近的小孩请到办公室来比较相貌差异，帮助记忆。没多久，他把全班同学的名字背得滚瓜烂熟。
拉姆次仁和普布次仁都来自西藏传统牧民家庭，父母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太重视孩子的汉语教育。刘文全找来藏族教师当翻译，多次邀请他们面对面交流，同时重点关注两个孩子。
家长们感受到了学校的重视，开始主动配合，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如今，拉姆次仁和普布次仁的几篇日记被刘文全当作优秀学生作品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刘文全受邀在全校分享绘本习作方法，《小种子成长日记》从刘文全的53人班级里走出，被拉萨实验小学3个校区一齐采用，还被《西藏新闻联播》关注报道。如今，《小种子成长日记》已经开始在整个西藏自治区普及。
拉萨实验小学校长冯兴娟至今清晰地记得，去年刘文全刚到学校时，看见57岁的他精气神十足，长舒一口气：我放心了！不过，我还是会给你安排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
然而一向朴实的“老牛”当场表示不领情，“我是来援藏的，不是来养老的”。
熊康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