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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看到一则消息：2019年7月28日，在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演员海清讲述了中国的中年女演员面临的职业困境。她说：“我们到了中年更加懂电影，更加爱电影，但市场给中年女演员的机会太少。”她呼吁：“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在好奇心驱使下，笔者网上查了一下，海清1977年出生，今年才刚刚42岁，正值事业成熟期，可惜连她都感觉被职场放逐了，可见各行各业的中年人被沉淀的情况有多之严重。坦率地说，海清无意间说出了一个人才资源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盘活那些中年人。
中年科研人员仍有巨大潜力待挖掘
如果说演艺界是吃青春饭的尚可理解，那么科技界这种人力资源浪费现象就更为严重。由于科技界的特殊性，需要多年的学习与培训，按照当下的教育体制，一般科研人员大体要经历22年的学习生涯（12年中、小学加上10年的本、硕、博）才有可能进入这个领域，如果从8岁入学算起，那么到他进入科研领域大多已经接近30岁。
目前的人才政策在资助体系的设定上存在三挡：1.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青）规定。男不超过38岁，女不超过40岁；2.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杰青）规定年龄底线是45岁；3.长江学者的年龄底线是55岁。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才资助的链条上存在空当，即55～60岁。如果考虑到长江学者资助的数量非常少，可以初步看作45～6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才比较缺乏人才政策的支持。客观地说，这个年龄段的人才虽然不处于创造力的鼎盛时期，但智力衰减有限，而且经验积累非常丰富。从人生发展角度来说，这个阶段的人才，人生中的很多纠结问题都已经解决，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加清晰的定位，少了年轻时的浮躁与冲动，此时更容易集中精力专心致志从事某项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时期正是一个人做科研的大好时期。不论以什么名义，弃而不用都是智力浪费。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字做了一个简单测算：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45～59岁年龄段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为20%；根据2017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45～59年龄段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3%，短短8年时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增加速度较快。这些年龄的科研人员，如果没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的可能性是变成沉没资本。
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人口的中位数年龄为38岁，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中位数年龄是45岁，那时的美国只有40岁。随着中国整体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即便按照23%的比例外推，当下这个年龄段的人口高达3.2亿人（2018年末全国人口13.95亿人）。回到科技界，根据中国科技指标数据库信息显示，2017年我国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R&D）人员总量达到621.4万人，折合全时工作量人员为403.4万人年，同样按照23%的年龄比例外推，这个年龄段（45～59）的R&D人员总量约143万人，折合全时工作量科研人员总数达到约93万人。合理延长科研人员的“科研寿命”，就相当于间接增加科技资源的投入。
由于中国的科技体量巨大，通过政策变革很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充分利用这批智力资源，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亟须解决的大问题。
加大对中年科研人员的资助力度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人才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是否可靠。目前各类人才计划制定以及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都强调人才年龄的三个节点：38、45与50岁。不知其依据来自哪里？反观笔者自己20年前的工作，或许会负有一些潜在责任。笔者20年前曾依据科学史上的大科学家们作出重要成果时的年龄提出科学家的峰值年龄为38岁，人文社科类学者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峰值年龄可以延后到45岁，后来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和文章中提到过这组数据。如今想来，那时的结论有些粗糙，对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一个人的能力是由多方面要素构成的，即便某一要素占比下降了，而另一要素占比增加了，这些都会冲抵由于年龄带来的能力结构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是一项复杂的事业，它需要多种复杂能力的协同攻关：有些时候它需要创造力为主，而有些时候它需要经验要素为主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科学与人才都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与精细化的划分，从而达到使人的能力结构与知识生产的内在机制相匹配。否则的话，我们早年的研究结论就会沦为僵化的教条。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拥有不同能力要素的人，而能力要素的转变是与年龄密切相关的。
针对中年人才整体心理感觉被社会放逐的现状，具体的解决措施就是设立一项国家中年科技基金，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信号释放机制，可以最大限度上盘活潜在的大约150万中年段（45～59岁）科技人才的潜力。这种政策安排要设计两种约束条件：其一，中年科研基金以中小额为主。当下的重大项目在结构设计上存在一些缺陷，再加上被捆绑一些功利主义目标的负担，往往很难作出重要成果。其二，从技术层面上讲，中年基金的设计是单选题，要避免赢者通吃的局面。要么选择申报中年基金，要么申报其他竞争性项目，只能二选一。这对于评审任务日益繁重与成本高涨的各类竞争性基金来说，可以起到很好的人员分流作用。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使科技界逐渐安静下来，踏踏实实地做出一些高质量的工作。
中年基金的规模可以设计为总盘子12亿元，分为三大类：大文科、大理科与大工科，尽量把所有学科都包括进来。对应的每个项目的投入分别为：10万/项、20万/项与30万/项，每个门类设置2000个项目，合计6000个项目，这个规模可以有效调动被社会放逐的150万中年科研人员。也许，这可以成为当下切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最佳阿基米德点。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