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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考古学家于西安市郊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此后又在这里陆续发掘出大型房屋遗址、多人合葬墓、母子合葬墓等遗存。考古学家由此联想到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写到的，美国的母系社会原住民易洛魁人“建造长形的群居宅院”，切罗基部落“凡是亲骨肉, 彼此的骨肉就应当永远不分离”。由此，半坡遗址成为中国母系社会的最佳实证地。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有考古学在仔细推敲后追问，“大房子”就一定是“群居宅院”？“多人合葬”就一定是“亲骨肉”？至于母子合葬墓，更是特例。
种种理由表明，中国并非一定存在母系社会。只是因为19世纪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提出了人类由母系社会进化至父系社会的理论，之后又被马克思与恩格斯吸收，所以长期以来探寻并证明中国母系社会的存在，成为中国考古学有意无意的目标之一。
类似的例子还有，在“文革”时期，《考古》杂志刊登《殷墟奴隶遗骨戳穿了孔老二“复礼”的实质》一文，谈到“从出土的遗迹里亲眼看到三千多年以前奴隶主残酷压迫奴隶的史实”。然而，现在的研究认为，这些人牲、人殉更可能是战俘。
一百多年过去了，摩尔根等人的理论已被证明不够令人信服，历史的长河应该并无全球统一的进化规律。尽管“单线进化论”（单线进化论就如《文明》系列游戏中，所有民族、国家都要攀爬相同的科技树、文化树，从“制陶术/法典”进化至“未来科技/未来市政”）已几乎被考古学淘汰，但人类行驶在多条从“落后”到“进步”的大路上（多线进化论），这一观点你认可不？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两位巨擘——张光直、苏秉琦，便分别提出“游团-部落-酋邦-国家”与“古国-方国-帝国”论。近年来，考古名家王巍又提出，应以良渚遗址等的“实际情况概括出更有普遍意义的文明标准”，其实皆是以此树立中国特色的历史进化模式。换言之，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终极课题，或许可以总结为这样的问句：中国从哪里来？
“中国从哪里来？”一个连作家许知远都感兴趣的问题。去年一期《十三邀》，他对话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晚期都城）的考古领队许宏。一上来，字幕就向观众提问：最早的中国在哪里？中国何时成为中国？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之后，又接连是对“中国第一个十字路口”“铸铜作坊”“青铜爵”等考古发现的介绍。这边厢，许知远专注聆听许宏在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那边厢，许知远问考古队雇用的民工阿姨：“您知道下面埋的是什么吗？”阿姨笑了：“不知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许知远是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担心社会的沦落，所以他向马东说“互联网文化有粗鄙化倾向”；他致力于国民的自省，所以试图还原谭嗣同不为人知的人生。而百年前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不也如此思索中国的来路与去向吗？
梁启超1899年就曾在《文野三界之别》一文中谈到：“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我国民试一反观，吾中国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兴矣！”只有痛悟中华的文化基因，惊觉祖国的前行方向，才能带领中国“进化”至下一篇章。
而受新文化运动感召而兴起的中国考古学，岂能不懂梁公期冀？正如“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所言：“中国的老派历史学家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培养盲目信从远古时代有过一个黄金世纪——尧舜之世的说法……科学的冲击大大动摇了这种幼稚盲从的基础。”从西方引进考古科学的他，身体力行地发掘殷墟，改写了中国早期历史，“在殷商时代盛行杀人殉葬的习俗；这种风俗照现代的文明标准说，不但是残暴，也可说是极野蛮的。”
我总想，如果你希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相信人生需要忧思鞭策、灵魂需要智识拯救，那么终有一天，你会在“中国从哪里来”之问乃至中国考古学中，找到心灵的港湾。
只是身处烂漫青春的少年，往往不会思考花季何时结束；历经人生沧桑的中年，才会反思人生如何前行。我斗胆反问：历史真是“进化”的吗？古今若同，活在当下，是否也未尝不可？
奚牧凉
